1950年初春，北京还带着寒意。西长安街的风吹过，初到首都工作的毛远志习惯性地把军大衣扣得严严实实，生怕被人认出来。在机关大院门口，她低声对门卫说了自己的单位，绝口不提“毛主席侄女”这五个字。
毛远志出生于1923年长沙望城县。那一年，毛泽民正忙于农运，把两岁的女儿托付给妻子王淑兰。家乡连年战乱，粮价疯涨，母女俩靠着亲戚接济才熬过动荡岁月。后来她回忆那段日子，只用了两个词——“饥饿”和“逃难”。
1937年春，延安来信打破了窘迫的日常。信纸上写着：“远志，来陕北，这里需要年轻人。”署名“父亲”。十五岁的她揣着仅有的路费，和一群从大后方北上的青年一道翻山越岭，吃炒面配冷水，走了整整二十多天才到达黄土高原。
到达当天傍晚，窑洞里灯火昏黄。毛主席停下批阅文件，抬头见到侄女，笑着招手：“走了这么远，饿了吧？先吃碗面。”寥寥几句客套，却让小姑娘红了眼眶。那碗带辣椒面的味道，她此后一辈子都记得清楚。
久别重逢没几天，她问起父亲的下落。主席沉吟片刻：“你爸在新疆工作，路远，信难通。孩子安心读书，等他回来。”这句宽慰，后来成了永远的悬念。1943年冬，毛泽民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毛远志失声痛哭，最终擦干泪水参加卫生学校，学成后奔赴前线救伤员。
1949年10月，北京城礼炮声震耳。新中国成立，毛远志被分到中央机关，负责医护后勤。按惯例需要填写家庭情况，她只简单写了“父亲：毛泽民，已牺牲；母亲：王淑兰，农民。”至于伯父是谁，她留了空白。和同事一起加班时，有人好奇她的口音，她笑着说自己是“湖南老乡”，再无下文。
日子在文件与病历之间溜走，十多年过去，她和伯伯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一次请假探亲，刚走到中南海东门，就被值班战士客气拦下——必须有请柬。她转身离开，心里嘀咕：叮嘱不能忘。
1963年12月的北京，迎来少有的晴空。毛主席七十寿诞这天，并无锣鼓喧天，只在勤政殿西侧的小礼堂摆了几桌家乡菜。上午十点，总理亲自打电话到她所在的卫生部直属医院，“让毛同志准备一下，专车已经在路上”。科室里安静了几秒，大家才反应过来“毛同志”指谁，目光刷地聚焦到那个沉默寡言的女大夫。
专车停在北长街，她提着熟透的脐橙下车，心跳得像小鼓。警卫把她带进宴会厅。主席穿着灰色中山装，额头皱纹更深，却精神抖擞。他迎上前，半嗔半笑：“远志，你咋一直不来？伯伯等你很久咯！”声音洪亮，旁人不禁侧目。
“伯伯，我怕给您添麻烦。”她轻声回答，手心全是汗。
“我让你低调，可从没说不许回家。”主席拍拍她肩，又转身招呼李敏李讷，“你们姐姐来了”。屋里一时热闹，章士钊、叶恭绰等客人也微笑致意，旧识新朋，气氛松弛。
宴席简单，却满是辣椒、腊肉、剁椒鱼头，全是湖南味。有人劝主席喝酒，他摆摆手：“医生说了不能贪杯，我得听话。”偏过头又笑：“不过今天高兴，来半杯也好。”在座的老乡们跟着举杯，谈起家乡稻田、岳麓书声，似把北京冬夜说成了湘江岸边的夏夜。
席间有人问起毛远志的工作，她只是说在医院做内勤。主席补了一句：“她的脾气像她爸，做事扎实，不声张。”一句话带过，便转到家常，唯恐众人多嘴。对于外界，她只是“毛医生”；唯有在这里，她才是那位冒着寒风赶来吃寿宴的侄女。
黄昏时分，客人渐散。主席送她到台阶下，重复早年的叮嘱：“记得，别拿伯伯来当名片，这对你不好。”他顿了顿，又露出罕见的软语，“但想家了就回来，门永远给你开着。”那天的长街寒风不小，汽车驶出宫墙，她回头看，灯火映着他的身影，心口一阵发紧。
之后的年代，毛远志依旧在岗位上埋头苦干，参与了多家医院的筹建，帮助培训了大批护理骨干。遇上同事议论领袖家事，她总是玩笑一句：“哪轮得到我说话。”没人知道，她办公桌抽屉最底层，压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延安窑洞前她端碗吃面的瞬间，背后站着微笑的伯伯。
1976年9月9日凌晨，广播里的急促乐声划破夜色。首都千万盏灯同时亮起，泪流不止的人群涌向天安门广场。三天后，在八宝山礼堂，毛远志排队走进告别厅。白菊花如潮涌，她低头抚着灵柩边的玻璃，轻声唤：“伯伯，我来了。”话音颤抖，却无泪可掬。
后来，她回到岗位，直至退休，只字未提那段亲缘。有人惊讶：“原来你是主席侄女？”她摆手：“工作有工龄，亲戚关系可不算。”说完抬手理了理发梢，似把往事轻轻掸去。
毛泽民当年离家北上，新疆财委的秘档记录了他牺牲前的只言片语：“家事勿念，照顾好远志。”这句话，远志放在枕边一辈子；1978年平反公告送到，她只是沉默地看着公文，转身把父亲的遗像擦拭干净。
岁月推着人往前走。当年的侄女如今鬓生华发，却仍在社区义诊，写病历用的是毛泽民教她的钢笔字。有人问动力何来，她笑道：“家里老一辈最不喜欢我们张扬，日子就得靠自己过好。”
1963年的那场寿宴，只留存于极少人的记忆。厚重的木门曾为至亲轻启，也为纪律在关键时刻合拢。历史的风把许多故事吹散，留下的，是一位长者对后辈的牵挂，也是后辈对家风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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