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7日清晨，南京城外的北极阁别墅薄雾未散，一封写有“速启”字样的电报先一步闯进了宋子文的手里。电文只有短短一句：“汉卿今至，速处。”句意模糊，却暗含波云诡谲——对南京高层而言，西安事变虽然落幕，可真正的角力才刚刚铺开。
半小时前，张学良还在洛阳机场的跑道边踱步。蒋介石坚持分乘两机，他虽心生疑虑，却依旧选择随行。选错了一张机票，命运也随之改道。飞机升空不久，七架战斗机突然从云层里钻出，呈扇形护航。张学良皱眉，低声说：“这阵仗，不像是护送，倒像是押解。”同行的宋子文同样一脸沉凝，只是默默点头。
当晚抵达南京，迎接的人屈指可数，热闹的礼宾乐队和记者人群统统消失不见。一路无言，车队在北极阁门前停住。张学良自嘲一句：“我倒像回来做客的。”宋子文强笑回答：“放心，这里是我的地盘，没人敢动你。”言语虽轻松，心头却早已打起了鼓。
次日拂晓，宋子文被蒋介石的侍从室电话催去官邸。蒋介石开门见山：“中央议论纷纷，他不能再走。”宋子文忍不住顶了一句：“当初在西安，你答应的保他安全。”蒋介石没抬头，只是合上文件：“情势有变，他须面对审判。”这一刻，宋子文意识到，所谓“和平解决”的尾声已被改写。
28日晚，张学良正悠然泡茶，侍从室副官递来白纸：“委员长请张副司令写一份‘心情报告’。”张学良冷笑，提笔写下寥寥百字。“容或有失，皆为国家。”句子里没有低头认错，却也未挑明责任，一份“请罪书”便这么炮制完成，被侍从当成胜利品送走。
29日上午，南京谣言四起：“张学良将由最高军事法庭审判。”宋子文闻讯，直接闯入蒋介石办公室。话刚出口便带火药味：“委员长，你要翻脸不认人？”蒋介石抬眼，声音平板：“汉卿犯上作乱，我不办他，谁服？”宋子文重重跺脚：“若你执意如此，我就把西安谈判细节全摊在报纸上，让世人评个公道！”两人对峙良久，房里只剩墙上挂钟“哒哒”作响，气氛紧得似要折断。
蒋介石嘴上不松口，却把自己躲进秘书陈布雷家，任谁求见都推说身体抱恙。他明白，若真给张学良重罪，不但树敌遍地，还会动摇自己在军中的威信；可若果真放人，党内“剿共派”又要群起攻之。左右失据，索性躲避风头。
30日晚，北极阁灯火未灭。宋子文匆匆赶回，语气低沉：“明早开庭，走个过场，之后会宣布特赦。”张学良静静听完，只问：“能否不戴枷锁？”宋子文摇头：“已尽力。”空气随即凝固。张学良回房整理军装，那身旧灰呢军服陪他走过东北、关内、陕北，如今却成了庭审“囚衣”。
3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军法会审厅内，他昂首而立，把西安事变缘起、过程、目的娓娓道来，言辞之间依旧强调“服从中央”，并直指抗日大义。台下的审判官无动于衷，判词早在昨夜拟好：十年有期徒刑，当场“赦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张学良被推上军车，目的地不是监狱，而是秘密看押点——先是南京汤山，后转庐山。自此自由成空白。宋子文再次找蒋介石理论未果，摔门而去，留下一句狠话：“这桩事，你记着，总有算账那天！”蒋介石表面无波，实际上把防范名单上宋子文的名字重重划了两道。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学良已被转往浙江洞头岛。没人再提起那份“特赦令”，他只能隔着厚墙听远处炮声，心里翻涌：昔日誓言驱日，今日却被同胞锁住。同年冬天，他在狱中过35岁生日，特务递来一碗素面——那是他被关押以来最奢侈的“庆祝”。
1946年4月，张学良被押上专机赴台湾，身边特务不少于三十人。中途经上海时，他隔窗望向黄浦江，苦笑：“江风还是那样。”随行军官装作没听见。全部行李里，只允许带走两样：父亲遗像、母亲所赠手表。
蒋介石、蒋经国相继去世后，张学良才迎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那年他82岁，青丝早成雪。现场有人问他：“若能回到1936年，你还会护送蒋委员长？”老人沉默片刻，慢慢吐出四个字：“国事为重。”一句平淡，却像在铁窗里回荡半生的回声。
不得不说，西安事变的善后看似止于“蒋宋争执”，实际缠绕着多方利益与恐惧。当个人恩怨被嵌入政治缝隙，再硬的骨头也能被磨成碎屑，而那碎屑最终淹没在更辽阔的历史洪流里。南京冬夜，北极阁灯火一灭一亮，映出的是鲜衣怒马将军的背影，也映出一位金融巨擘的愤然抗辩；两条命运线在那几日交错，从此各自延伸，却再难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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