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的一天，南京雨声不断，宪兵司令部潮湿的走廊里充满霉味，周镐隔着铁窗望向院子，一辆吉普车溅起水花绝尘而去。看守粗声催促，他才移开目光。没人知道，这个刚从日军软禁处转到国民党看守所的中年军官，三年后会在刑场留下那句“兄弟，枪打得准点”的绝笔式嘱托。
周镐1908年生于浙江诸暨，20岁考入“随营军校”。年轻气盛，对蒋介石的“围剿”方针颇多不满，一次政治测验脱口而出批评之语，被学校劝退。这一纸除名，让他的命运陡转。辗转上海，他投入第十九路军。随着福建事变失败，他在逃亡途中被宪兵扣下。命运再玩弄一次：主审人恰是旧识，对他说，只要参加复兴社即可无罪。周镐点头——人在江湖，先活下来。
自此，他步入军统体系。此人行事老到，七年内从尉官升至少将，靠的却不仅是枪法，还有圆润处世。1940年，汪伪当局破获一座地下电台，汪精卫集团的二号人物周佛海企图借此与重庆暗通款曲。军统想搭线，戴笠派出能与多方周旋的周镐。于是，周镐穿过封锁线抵达南京，半年韬光养晦，终于见到周佛海。精致西装、轻声细语，周佛海对这位浙江老乡异常客气，二人一拍即合。周镐挂上汪伪军事处少将科长的新头衔，一面谍影重重地搜情报，一面暗中“圈人”。
三年苦心经营，军统南京站重现，中情报纷至沓来。戴笠给予极高评价，晋升令随之而来。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要周镐“维持秩序”，等中央军进寨接收，可周镐自作主张在南京大肆收押汪伪要员，还拟好让冈村宁次投降的文件。这个举动触痛了蒋介石的神经，他急令日军重新进城维持“中立”秩序，并将周镐骗到司令部软禁。随后以“贪污”之名，将其押送上海。周镐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当成弃子。
戴笠坠机后，案子不了了之。被放出来的周镐身无分文，在南京街头落魄徘徊。旧相识、黄埔同学徐楚光暗中找来，说得话掏心掏肺——“国民党大厦将倾，你不跳船还等什么？”周镐沉默良久，答曰：“若早与你促膝，或不至此。”他决意投向共产党。因身份敏感，华中分局将其列为特别党员，化名“周治平”，专司策反。
1947年起，周镐表面领命出任25师高级参议，暗地里做的是瓦解蒋军的文章。孙良诚这位“百变将军”被他一步步拉近，口头允诺起义，又因蒋介石暂授官帽而犹豫不决。一次酒后，孙良诚苦着脸说：“周兄，前路茫茫，我再想想。”周镐心知其人反复，只能边劝边等。
然而，隐蔽战线从来都伴随雷霆。1948年秋，徐楚光的交通员被捕叛变，供出了周镐的共产党员身份。毛人凤手令一到，周镐再度入狱。幸有显赫友人担保，才勉强脱身。觉察南京已无立足之地，他携家人潜出城门，投向苏北解放区。
1948年末，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淮海战役筹划期间，华东野战军需要孙良诚这一支“杂牌军”倒戈，以减轻正面压力。周镐再次披挂，连夜赶赴徐州。见面后开门见山：“再左右观望，你就成历史弃子。”孙良诚被迫点头。副军长王清瀚配合，在团以上干部会上“请将军休息”，硬是把这支部队推向解放军阵营。事成之后，周镐又受命去拉拢刘汝明部。这里，命运第三次掷出骰子。
1949年1月3日，刚过元旦，周镐携带孙良诚亲笔信，决意深入刘汝明防区。他没听从粟裕“缓一缓”的提醒，反而带着孙良诚同行。两人前脚踏入阵地，后脚便被特务包围。刘汝明把他们当成筹码，直接电告南京。毛人凤随即押解二人回首都，在卫戍司令部提审。审讯室里灯火雪亮，审讯官冷冷一句：“从南京到解放区，你演得不错。”周镐只回四字：“任凭处置。”
1949年4月16日清晨，雨花台下寒风凛冽。行刑队列队完毕，带枪的旧同事张斌走到第一排，脸色惨白。周镐抬头看天，微仰头，轻声一句：“兄弟，枪打得准点。”这是全场唯一的对话，短促却割人心弦。第一发子弹偏了，擦过左肩，血花四溅。他没倒，仍立在那里。第二枪又偏。尴尬与惊惧在刽子手脸上明灭，司法处长只得自己补上一枪。
新政府成立后，关于这个少将的事迹长期尘封。1965年11月，上海方面上报请示，中央组织部批复：确认周治平（周镐）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相应待遇。消息传来，老部下王清瀚沉默许久，只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最难者，心向光明。”又过二十七年，1992年，周镐的儿女赴京探望昔日军统同事沈醉。老人已病体羸弱，仍坚持会客，他一遍遍回忆：“周治平，是条好汉子。”
从黄埔学子到军统少将，再到潜伏者、再到烈士，周镐三十多年沉浮，似棋盘上的马，一跃三格，跳出旧局。历史没有假设，却给后来者留下一幅耐人深思的残棋——看似走投无路的人，也能在最后关头为民族大势推上一子；而那一声“枪打得准点”，早已超越了个人生死，它像极了旧时代瓦解前的闷雷，提醒着世人：烽火之下，“向谁而立”才是终极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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