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深冬的南京城冷得透骨。汽车刚驶进军区大院，七十岁的李赤然拄着拐杖下车，抖了抖呢子大衣上的雪花。他此行只有一个目的：向组织说明待遇多年未落实的窘况。
距今往前推九年，1966年夏初，他还是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那场党委扩大会上，他花了整整三个钟头，从战备训练谈到后勤保障，句句掷地。与会者记得清楚，会后气氛骤然紧绷，此后风向急转，政治风暴裹挟而来。
没多久，撤职通知送到医院病房。昔日的少将只能靠每月区区数十元生活费度日，家属还要轮流借米。那段时间，老战友偶尔探望，只能低声问一句：“还能扛得住吗？”李赤然却摇头苦笑，“抗日都走过来了，这点不算什么。”
1975年以后，形势渐有回暖。中央几份文件明确提出为受冲击干部落实政策，可到地方层面，落实进度却像冬天的河面，表面解冻、暗处仍冰。李赤然的手续在南京军区空军卡了半年，无人过问。
1980年2月，中央再次下发通知，要求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正是在这股东风推动下，李赤然才带着已经泛黄的档案，踏上了从西安到南京的列车。六天后，申请报告摆在空军司令部办公桌上。
事情却没按他期待的方向推进。负责批示的司令员翻了翻材料，甩下那句“这些老家伙平反了还不满足”，便将文件搁置一旁。话传出去，机关里议论四起：少将要饭，怎么还有错？
值得一提的是，李赤然并非固执己见之人。1934年他初入红军，连枪都握不稳，战士们窃窃私语：“书生能带兵？”他偏偏不服气，白天行军晚上练枪，三月间百发百中。从此，西北红军多了个说话掷地有声的“李大炮”。
1940年秋，陕北遭匪患。周恩来在黄龙山一带差点遇险，临危受命的李赤然率三个连奔袭百里。雪夜行军，没人敢点火做饭，他却一句“饿着也得赶”，连夜攻山口，拔寨擒匪首，一战成名。
抗战胜利后，他在关中分区当团政委。西府战役最艰难的夜晚，他亲自抱着机枪爬上破墙，从火网中指挥突击，硬生生撕开缺口。战后清点，团里过半是新兵，却没一个临阵脱逃。
1955年授衔时，周总理看着他胸口那一排功勋章，打趣：“赤然同志，你的勋章比你的体重还重吧。”那一年，他仅四十一岁，就跻身共和国开国将帅之列。
然而功劳簿不能抵御岁月与挫折。失去职务的九年里，他以“地方干部”身份漂泊西安、咸阳、兰州，多次申请无果。有人劝他低调等待，他却坚持原则：应当按政策办事，不是为个人，而是为制度。
1981年春，空军党委派员赴兰州核查。调查组发现，李赤然从未领取过本应属于副军级的薪金，医疗报销也长期拖欠。报告上呈空军司令部后，批示言简意赅：“立即补发，妥善安置。”
同年9月，南京军区空军再次下文，确认李赤然离休，待遇按大军区副职执行。积欠九年的工资一次性补发。老战士领到那厚厚一摞钞票，沉默良久，只说了两个字：“交公。”转身捐给了正在筹建的陕西航天航空展览馆。
有意思的是，消息传到南京，曾说风凉话的那位司令员悄然调离。部下议论纷纷，却无人再提当年的冷言。李赤然对此不置可否，他更在意的是如何把自己半生的战斗经历讲给年轻飞行员听。
1982年至1995年，他足迹遍布西北十余个军工厂和高校。“空中防御，不能只靠飞机，还得靠人对初心的守望。”讲台上的他声音已沙哑，却仍坚持站着演讲。学生们记得最深的是那双被岁月磨出的老茧手指，指向机翼模型时依旧稳如当年战场上的步枪。
1990年代初，陕西省航空联谊会筹建。邀请函送到西安干休所，他笑言：“不如让我当个挂名的吧，别耽误年轻人。”结果推举现场全票通过，众人起身鼓掌，逼他走到前台接过聘书。
他闲不下来。省内需要老兵顾问的活动，总能看到那个略弯的背影。有人统计，他先后在军队和地方作报告百余场，每一次上台前都要把稿子手抄再念一遍，只为确认一个数字也不出错。
2006年6月4日凌晨，李赤然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九十二岁。灵堂中央，一张英武的黑白照片下铺满康乃馨。悼词简短，概括了他七十年的军旅，但老部下更难忘的是他常挂嘴边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最怕亏欠良心。”
他未曾亏欠战场的枪火，却差点被现实拖垮。从地下斗争到碧空岁月，再到晚年的奔走呼吁，李赤然的履历像一部浓缩的共和国编年史。那些熟悉他的人都清楚：当年的“老家伙”之所以敢敲门讨薪，不是贪图个人安逸，而是相信制度终会还他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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