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傍晚，天安门广场上彩旗初上，阅兵的号角正做最后一次试音。就在这一天，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一道加急电话打到了南京军区副政委刘西元寓所，简短却郑重：请于明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听筒刚放下，厅里安静得能听见钟表滴答。多年历经风雨的老将军扭头看向妻子冯岩，压低声音嘱咐：“得穿得正式一些，万一上城楼见到总理，可别失礼。”他摸了摸衣柜里那套刚做好的中将礼服，久违的军帽早已熨得平整。
第二天清晨，列车东去。京郊的白杨在车窗外疾驰倒退，车厢里只有轮轨碰撞声。谁也无法想象，这位被誉为“万岁军”灵魂人物的将军，此时仍在心里暗暗排练着敬礼的角度。对他而言，这一次的观礼不仅是荣誉，更是人生又一次被组织肯定的信号。
追溯三十四年前，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途次湘江。朱德总司令到红一方面军直属队物色青年干事，年仅十七岁的刘西元因为“眼睛里有股不服气的光”，被一眼相中，自此扎根革命队伍。抗战、解放战争，他几乎一直活在火线上，可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十六年后的朝鲜战场。
一九五零年七月，朝鲜半岛战火骤起，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前出前线。此时的刘西元任三十八军政委，带着部队从豫北转战辽西。在抚顺集结完毕后，他与军长梁兴初一道率先跨过鸭绿江。入朝第一役，便是熙川之战。情报多次反复，既说敌军是一个营，又谣传有美军“黑人团”。刘西元坚持慎重“首战必胜”，宁肯延迟进攻也不愿把战士贸然推入未知火海。虽然因此错失全歼良机，却也为此后“德川大捷”赢得宝贵经验。
十一月下旬，志愿军总部命三十八军负责吃掉南朝鲜第七师。德川，沟壑纵横，公路纵深，上级原打算再配一个师协同。刘西元与梁兴初联袂请战，“敢不敢独立作战”“保证完成任务”两句话掷地有声。兵分三路，先遣队夜行百里炸桥断敌归路，主力蜂拥合围，二十七日晨，德川城外俘虏长龙堵塞公路。毛主席当晚发电“祝德川大捷”，自此“三十八军”被邓华、韩先楚称作“万岁军”，名号传遍前线。
一九五一年三月，第四次战役尚在胶着，刘西元随邓华返京汇报。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亲自接见。席间，主席看着这个削瘦的陕北汉子，笑问：“你怎么瘦得像根鞭炮杆？要让医生瞧一瞧。”刘西元答：“在前方吃炒面、啃干粮，劲头足得很！”简单对话，不足百字，却让随行干部感受到前后台血肉相连的温度。
一九五二年春，他调总政治部分管青年工作，随后兼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年轻，却稳重，毛主席评价：“他对共和国的青年事业有大功。”不过，刘西元自知性格更适合军中，六十年代初便多次请辞，转而关注部队政治工作。国庆观礼名单补上他的名字，背后正是周总理对这位屡请自退的少壮将领的肯定与关怀。
观礼那天，城楼上秋风微凉。刘西元站在第二排，目光越过金水桥，看阅兵方阵浩浩荡荡。礼炮响起时，他轻声感慨：“从遵义到今天，我们一路走来，真不易。”旁边的老战友点点头，没有多言。庆典后，周总理招待观礼人员。席间，总理举杯向他微微示意。那一刻，他心里明白，自己依旧被共和国记挂。
六十九年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体魄大不如前。军委批准离职休养后，南京钟山脚下一处小院成了新战场。墙上挂着德川收复时的黑白照片，桌上摆着毛主席握手的合影。每天读报写字，偶尔拨电话给部队首长，提出切实中肯的意见。有人笑他“退而不休”，他只说：“兵还在前线，话能帮一点是一点。”
九十年代中后期，学者撰写志愿军史料常去拜访。将军虽听力减退，提起熙川、德川，仍条分缕析，连各团番号都信手拈来。访客离开时，他总会把自己写的隶书“慎初”二字相赠，提醒后人：打仗首战必须慎重。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四日，刘西元在南京医院平静离世，终年八十六岁。病房里那件六八年特制的中将礼服一直挂在墙角，肩章仍闪着暗金色光泽。护士整理遗物时，发现衣内口袋夹着一张泛黄请柬——“一九六八年国庆观礼券”。显然，它曾被珍藏多年，从未褪色。
这位“万岁军”政委留给后人的，并不只是战功，更是一种风骨：关键时刻敢担当，功成之时懂回撤。周总理当年在名单上添下的那一笔，既是肯定，也是注脚——共和国不会忘记那些在漫长征途中以血肉筑起脊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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