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下旬的北京城，午后阳光有些刺眼。就在这一周，总参谋部内悄悄多了一张新面孔——45岁的阎仲川，挂着“副总长兼作战部部长”的牌子，踏进西长安街的那幢大楼。对于许多高级将领而言，他显得有些“面生”。毕竟，1955年授衔时他只是上尉参谋，1960年才赶上最后一批晋升大校，如今却一越而上坐到副总长席位，这样的“跳跃”在崇尚资历的军队里并不多见。
到了北京，很快就有人发现这位新来的副总长行事“古怪”。不少“先到一步”的同僚有个习惯，先到各家院落拜访寒暄，喝杯茶拉拉关系，再顺带打听风向。阎仲川却几乎足不出门，办公室与宿舍两点一线。有人半开玩笑：“老阎，你也得来我们屋坐坐，京里规矩先是吃口茶。”阎仲川只是笑笑：“手头活儿紧，改天吧。”改天永远不来，大家便渐渐不再张罗。
不走动无妨，关键是一连好几位老首长递来请柬，他也照样推辞。某晚，总参一位副总长包下一处小礼堂放《英雄儿女》，点名要阎仲川到场。警卫把请帖送来，他看了一眼，只留下一句“替我致谢”，随后埋头整理作战文件。第二天散会时，老首长半真半假地打趣：“老阎，这么忙？一场电影都抽不出身？”阎仲川依旧平静：“报告首长，作战部值班不敢离岗。”一句话堵得对方也不好再说。
京城向来不缺传闻。有人嘀咕，他是不是吕正操那边的人；也有人猜测，是不是黄永胜举荐。事实上，阎仲川当年在冀中军区跟着吕正操打游击，1948年两人分道扬镳后联系已稀少。至于黄永胜，虽然1968年黄调任总参谋长，两人在广州军区确有上下级关系，但依据公开资料，保送阎仲川上调的，很可能还是军委内部对作战口缺人的综合考量。那段时间，外部形势紧张，中苏边境摩擦不断，需要熟悉华南、东北、边防情况的指挥员参与制定应对方案，阎仲川的履历恰好符合。
然而，“不近人情”的标签还是贴了上去。军中流行说法：上将有“牌位”，中将有“辈分”，少将也轮得上座谈发言，可身为“大校副总长”，想话筒都要自己去搬。例会上，阎仲川常带厚厚一摞战备计划，沉着嗓音直奔要害，既不寒暄，也不绕弯。有人暗自腹诽：“这么干板，迟早孤立。”可开完会，许多基层部队却反映，总参近期下达的作战要点明确、数字精准，比从前那些含糊其辞的电报好用得多。
1970年春，内蒙古边防前线突发小规模冲突。凌晨一点，作战值班电话急促响起。值班员陈正国回忆：“我刚拨号，阎副总长就接了。他只说了一句，’座标、兵力、我马上到。’不到二十分钟，灯亮人到，现场指挥连续八小时没离开。”陈正国后来对战友感慨：“真是块老黄牛，不说话，只干活。”
这种处事方式，并非一开始就被完全理解。老同事中有人打趣，更多人则敬而远之。阎仲川心里明白，北京的政治空气格外敏感，一举一动都可能被赋予立场解读。与其在应酬里耗时，不如把精力倾注在档案、地图和电报上。有人问他，难道不怕得罪人？据说他只回了一句：“出事拍板的是我，误时误事的也是我。”语气淡得像在陈述天气。
1971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暴骤起。9月，“九一三事件”震动神州，总参也被卷入漩涡。阎仲川最终被要求“接受组织审查”，原因不甚明朗，只是“有必要作进一步调查”。关押期间，有人劝他“揭发黄永胜”，换取自保。他摇头：“我知多少就说多少，不编也不掩。”多年后，一位参与审查的干部回忆，当时上呈的材料里，阎仲川的文字极简，写到黄永胜时止于职务分工，既无褒也无贬。
这一关就是七年多。1978年春，他才走出隔离点，被安排休养。组织上请示是否恢复原职，他摆摆手：“年纪大了，留给年轻人吧。”1982年，按照副大军区待遇离休，回到阔别已久的南方气候静养。晚年邻居常见他清晨练书法、傍晚散步，言谈不提过往，只字未称自己当年何职。偶尔有人认出这位“阎副总长”，他淡淡一笑：“老兵而已。”
阎仲川的军旅生涯，从冀中平原的地道战一直走到首都作战枢纽，写满了坎坷与沉默。对待工作，他苛刻冷硬；对待人情，他宁愿欠个情面，也不让自己陷入无谓的“山头”泥潭。这份不合时宜的淡泊，或许带来误解，甚至招来风浪，却也让后来者在翻阅档案时，看到一种极为稀缺的品质：在权力与关系的夹缝中，仍努力守着纯粹的职业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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