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夏，乌鲁木齐机关食堂窗外梧桐刚发新芽。杨宗胜端着搪瓷缸，和王震并肩站在窗口。那天气氛不算轻松。
“老杨，你可别再闹情绪。”王震压低声音。他清楚，这位副兵团级老战友心里有根刺。
刺从1955年9月27日那场庄重的授衔仪式说起。杨宗胜按行政等级至少是中将，可最终穿上的却是一身大校军服，甚至连台阶都没踏上。
追溯更远。1930年盛夏，湖南湘阴稻田还未成熟，19岁的杨宗胜戴着半旧草帽，跑进红十八师的队伍。从此关山万里，命运改写。
他识字，算盘打得快，很快被调到供给岗位。别小看后勤，在血与火的年代，半袋米、十支步枪都决定胜负。杨宗胜盘活了物资，赢得第一份信任。
1935年红军长征过贵州，他因伤病被留在山村。夜色里，他顶着高烧追赶北上的大队，沿途讨饭、草药裹脚，硬是走到延安。许多人记住了那张消瘦却倔强的脸。
抗战爆发后，他被分到359旅当后勤部长，与王震搭档。南泥湾大生产，肥皂、食盐乃至铁锹都靠他们自筹。粮食够了，枪响得更准，旅里伤病率直线下降。
1944年，他带百余人潜回湘阴。起初弹药只够打一场遭遇战，靠策反伪县长左钦彝，几周内扩编至近万人。日军多次扫荡未能得手，湘江两岸第一次挂起大幅八路军旗帜。
抗战胜利，队伍缩编到四五千人。内战硝烟又起，杨宗胜北上参加中原突围。途中，独子杨应九中弹牺牲。他用行军被包裹住孩子，再次拔掉营地桩子出发，没回头。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总财务部任副部长，依旧算着账。1952年全军定级，他是副兵团级。谁也没想到三年后名单里只给他大校。原因离奇：湘阴那位地主的关系。
土改时，杨宗胜为那户开明地主说过情。群众意见直达北京，组织部门权衡后，将他降为副军级。材料上只有一句：群众反映较大，暂不晋衔中将。
得知消息，他没吭声，只请假回湖南翻档案，奈何时过境迁。1955年9月授衔那天，他用“发烧”做理由，留在宿舍。军装、证书由警卫员送到枕边。
后来他随王震进新疆。荒原凛风，军衔用处不大。王震常说：“疆场要的是真本事。”杨宗胜听完，只“嗯”一声，把大校肩章揣进箱底。那只箱子再没打开。
1979年，军队职务等级调整。组织部门重提老档案，发现当年的群众意见有失偏颇，可按照当时政策，追授已无程序。王震给他的批注只有八个字：忠诚可鉴，功过自明。
杨宗胜晚年常搬张小木凳，坐在团场渠边。有人问他对军衔是否还介怀，他摆摆手：“那是过去的事情。”语气轻，却听得出岁月的重量。
1987年秋，他在乌鲁木齐病逝，享年76岁。治丧会上，只摆一张泛黄照片，身穿旧式棉军装，没有领章。人群簇拥之中，王震默立许久，然后转身离去。
从红军供给主任，到359旅后勤保障，再到湘阴万人武装，杨宗胜的履历见证了中国革命转折点。军衔高低，一时定夺；忠诚与担当，却刻在历史里，抹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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