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北京一下雪就显得分外安静。王府井大街的车声仿佛被白雪吞没，王震坐车赶去玉泉山探望老战友聂荣臻。那天的寒气直往骨缝里钻，可他心里惦记的却是手边刚接手的经济口工作。

随行的只有一个年轻人，个头不高，戴副黑框眼镜，脚步轻却利落。雪地留下两排浅浅脚印，王震回头看时，忍不住扬声问道：“冷不冷？跟紧点！”年轻人咧嘴一笑，算是回答。

这是伍绍祖，今年才36岁，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研究生。三年前，他被挑到王震办公室，本来只是临时帮忙整理资料，没想到很快成了最得力的助手。会场布置、文件校对、大事小情他都能接得住，王震常说“这孩子脑子快”。

下午，王震与聂帅对坐喝茶。话题从“三线建设”聊到“四五计划”，两位元帅谈得投入。茶水续到第三泡，聂帅抬眼瞧见站在门口记录的伍绍祖，皱着眉招呼王震。

“老哥，你身边这位年轻人是谁？”

王震答得爽朗：“我的秘书，伍绍祖，学问不小，清华研究生！”

聂荣臻把茶盏往桌上一放，声音沉下来：“秘书要这么高学历？他在实验室里发挥的作用可比拿笔记录大多了啊。”

这一句像炮弹。王震先是愣神，随即低头思量。把堂堂研究生放在案边写简报，确实像拿裁纸刀去削铅笔。回程的路上，他思来想去，越想越觉得不能耽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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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底，王震找来张爱萍：“二局正缺人，我这儿有个合适的。”并反复叮嘱，“别当成我的人情，他该从基层干起。”张爱萍爽快点头。

伍绍祖调到国防科委，先做二局参谋。这地方聚着一群年轻技术干部，讨论核试验方案时全是公式、图表、数据。伍绍祖插得进，说得上，动手也行，没几个月已被同事当主心骨。

1977年，他提副科长；1979年升副局长；1982年直接跨到科委副主任，年仅四十三岁。有人私下议论“跑得太快”，张爱萍干脆把考核材料摆在桌上：“凭的是本事。”

那几年，国防科技正从单一任务向多领域扩展，卫星、激光、核动力一样都不能落。伍绍祖主张“先消化、后创新”，先把引进的资料啃透，再结合国内实验室做升级。不得不说，这种稳中求变的路线，后来被证明是条正路子。

1988年军衔制恢复，他被授少将。当天晚上，他在办公室拆开公文包，看见另一张任免通知：调任国家体委主任。灯泡昏黄，他皱着眉直摇头，“体育？我不懂啊。”可组织命令一到，迟疑归迟疑，转天就去体委报到。

体委的活儿与核工程八竿子打不着，他索性拜各项目老教练为师。有人看不惯，悄声说堂堂少将整天和运动员蹲场地，像不像回事？半年后，中国女排在世锦赛再夺冠，体委一纸表彰令写明“加大科技训练力度”，署名伍绍祖。嘀咕声少了。

1991年，北京第一次申奥失利，国际奥委会公布票数时，他只说了一句：“没拿到就继续干。”回国后，他把投票流程、评委偏好逐条复盘，带队跑遍三十多个国家推介城市形象。2001年第二次申奥成功，北京街头礼花冲天的夜，他在人群里笑得像个孩子，却一句场面话也没说。

2008年，他高擎奥运火炬冲过天安门东侧的短短一百米。那条路，和他三十多年前跟在王震后面走过的一样笔直，却已换了另一副时代光景。

回望伍绍祖的成长，血脉里的家国情怀不难理解。他的父亲伍云甫，二十年代就在湘赣交界传授无线电技术，红军长征时背着电台翻雪山。姑姑伍若兰，更是在1929年被捕牺牲，年仅22岁。这样的家庭出身，让“为人民”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至今，王震当年那句“就他了”还常被老部下拿来打趣。“当秘书”听上去简单，其实考验的是信任。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没有那场雪夜的提醒，或许科研战线上少了一员干将，体育战线上也会缺一个引路人。

身处战火年代的人，用枪杆子和电台守土卫国；走到和平岁月的后辈，则用学识与汗水为国争光。一个“秘书风波”带出的曲折轨迹，折射的是新中国用人观念的变迁——能者上，庸者下，行行出状元。

他不是在每个岗位都驾轻就熟，却在每一次调动后逼自己成长；他没说过“我一定成功”，却从不让信任他的长辈失望。用兵法的话说：良马识途，不惟驰骋一隅。

就像那天北京的雪，短暂遮住了尘嚣，却更衬托出脚印的方向。伍绍祖留下的，是一串清晰而坚定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