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对我国93阅兵的态度，回看千年恩怨，便知其目的|东京|二战|伊藤博文|日本|纪念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北京的雨刚停，东长安街仍带着潮气。外交部新闻发布厅灯火通明，一位外媒记者问道：“若日本坚持劝阻他国出席九三阅兵，中方何以应对？”发言人只回了四个字：“理直气壮。”话音落下，镜头闪烁，全场静默几秒。这一瞬间，让人猛然意识到——反对声音背后，是更深的历史回声。

追溯过往，中日关系并非始于近代，而是绵延一千多年。公元六六三年的白江口海面，唐将刘仁轨以区区一万三千人、百余艘战船，击溃扶余余党与倭援军。那一役，奠定了东亚秩序：中华居上，日本退居旁观。此后数百年，日本遣唐使络绎，礼物堆满长安宫阙，俯首称臣，学的是律令制，用的是唐风服，连平假名都脱胎于汉字草书。

历史却从不保证恩义的对等。明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妄图“先取朝鲜再攻中国”，挑起壬辰倭乱。明军披甲涉海，联手朝鲜击溃倭寇，日方损兵折将，只得撤退。战后，明廷未乘胜索偿，而是给对方留足体面。友善被误读为软弱，种子悄悄埋下。

三百年后，晚清内忧外患，甲午海潮翻卷。黄海上，致远沉没，“昇天”于浪尖，清廷被迫签下《马关条约》，割台失地，赔银二亿三千万两。这笔巨额赔款，恰是日本工业化、军国化的启动资金。李鸿章愤怒质问伊藤博文：“小国竟敢狮子大开口？”对方莞尔，“时也势也。”野心已写在笑容里。

仍有人期待“以德报怨”能换得善意。可事实并不宽容。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炮火、南京城墙下的血雨腥风，无不说明：只要实力差距足够大，条约、礼义、情谊顷刻瓦解。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奉诏投降，天皇广播里说“忍从国体”，言辞婉转，却绝口不提侵略，已埋下否认历史的伏笔。

八十年过去，巨轮换了航向。二〇二五年的中国，GDP早已今非昔比。引擎轰鸣的长安街，将见证新型主战装备依次通过，战机列阵穿云。恰是这种对外界昭示自信的场合，让东京坐立不安。外务省递出劝告，称“阅兵充满针对性”，“或加剧地区紧张”。

这种说辞乍听似乎冠冕堂皇，细想却透出熟悉味道：每逢中国闯过一个重要节点，总会有人跳出来提醒“不要刺激邻国”。然而，当年日军登陆大连、炮击上海，将民众焚城屠戮时，可曾担心过“刺激”受害者？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坛内部对此并非铁板一块。七月下旬，自民党高层闭门会议上，有议员低声提醒首相：“过度染指别国纪念活动，恐招反感。”首相仍挥手否决：“必须传递忧虑。”流露的，是对中国实力转折点的焦躁——他们太清楚，若让亚洲邻邦结伴出席天安门观礼，将在象征层面宣告：昔日战败国对地区话语权的执念，再难回到顶点。

翻读档案即可发现，日本惯于“潜伏—攫取—再潜伏”的节奏：强时咄咄逼人，弱时换上温情面具。二战投降后不到十年，他们便在华盛顿的羽翼下重整军备；一九七八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伴随的是对华援助的互惠暖流，却也是技术换市场的冷静算计。今日又想以“共同价值”蒙混视线，实为在东亚格局博取筹码。

中国的应对策略早已写入历史经验。延安时期，《论持久战》指出，“彼之长处将变为短处，我之短处可化为长处”。八年抗战即是实例：从正面拼敌不过，就持久消耗，直到国际对比天平倾斜。同样的思路，今日可转化为战略定力：不急于一时喧闹，不畏局部摩擦，用综合国力把对方拖进无法支撑的博弈成本里。

有评论者担心，中日经贸高度交织，剑拔弩张恐伤己更甚。此话不假，可更需要问的是：没有安全感的合作，能否长久？日方若执意把历史责任推到脑后，把邻国崛起视作“威胁”，那就得面对来自现实的约束。友好从来不是单向度施舍，而是基于相互尊重与实力均衡的产物。

时针拨回阅兵前夜。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护旗队正做最后一次排练。老兵代表站在队伍一侧，胸前勋章在灯下闪亮。他轻声对身旁的后辈说：“这一排方队，走得每一步，都是咱们从死里拼来的。”仅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阅兵不为示威，实乃告慰英烈、昭告世界：这片土地如今能自己守护。

也正因如此，当部分日本政要对外放话“中方不应过度纪念”，才显得尤为刺耳。忽略侵略史的国家，最怕别人记得过去；而真正的和平，恰源于记忆。九三这天，枪炮沉默，礼炮轰鸣，那声音不会指向日本，却在提醒他们：自我反省才是彼此重新携手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