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的一天清晨，北京西郊下着小雨。刚刚退休不久的孔原走进中央档案馆，在翻看萍乡地方党史卷宗时，突然皱起了眉头——成排的牺牲者名单里，唯独缺了张国庶与晏碧芳。孔原轻声嘀咕：“怎么会没有他俩？”身旁的青年工作人员愣了一下，小声回道：“可能是材料缺失吧。”这一问一答，埋下了后来持续两年多的追认风波。
顺着这条线索，时间指针被拉回到1920年代。1905年出生的张国庶，其实是张家人眼中的“老四”，却最像老大张国焘——聪明、固执，而且对新思潮格外着迷。1919年，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那阵，他才十四岁，却在萍乡中学偷偷抄写《新青年》的文章，贴在校门口。他的同学回忆：“那会儿谁要是说日本好，他准得跟人急。”
1924年冬，十九岁的张国庶在安源煤矿附近的简陋平房里宣誓加入共青团，第二年转为中共党员。萍乡党小组、县委、总工会，全靠他一肩挑。北伐枪声响起时，他又被推到前台，挂了个国民党萍乡县党部常务委员的头衔，为的是方便掩护工运。看似“双重身份”，实则一心一意。
1926年末，他被选送莫斯科中山大学。有人调侃他“出国镀金”，可他在信里写道：“愿学得一身本领，早日归来救国。”班里有个赫赫有名的同学——蒋经国。两人在课堂上常为“土地革命”吵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多年后，一个成了苏俄顾问眼中的“红二代”，一个却在战火中再也没能回到课堂。
1929年春，他回到上海，化名“周之德”，负责巡视各区党组织。第二年5月27日，因叛徒告密，他与妻子晏碧芳及数十名同志在南昌落网。张辉瓒得知“周之德”真实身份后，直呼“捉到宝贝”。先软后硬，招数齐上，结果却换来一句怒吼：“配跟我谈条件？休想！”
敌人见劝降无望，随即上刑。灌辣椒水、竹签挑指甲、铁链锁脚，样样轮番。狱卒悄悄记录，“此人不哭，不求，不答。”晏碧芳被提去“做工作”时，只说了九个字：“党的事，一句不能说。”面对国民党特务以团圆作诱饵的哄骗，她抬头冷笑：“拿你们的高官厚禄去喂狗吧！”
1930年7月5日凌晨，赣江码头灯火昏暗。张国庶被刺死后装入麻袋扔进江中；晏碧芳当晚被斩首，头颅挂在闹市足足三日。南昌《新闻晚报》写下一行大字：“赤匪首周之德伏诛。”那位编辑或许想不到，这一别名日后成为追认路上的最大障碍。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曾三次着手核查，无奈档案残缺、证人零散，再加上“张国焘亲弟”这层敏感身份，事情被搁置。到1984年，孔原发觉缺漏后，立即联络昔日战友。杨尚昆收到来信，仅回了十二个字：“张国焘是张国焘，张国庶是张国庶。”简短，却掷地有声。
调查组随后南下江西，翻遍旧档、走访幸存者。七旬老人叶守信颤抖着签下证词：“周之德就是张国庶，狱中未吐一句密。”另一位老人递上泛黄的《救亡日报》剪报，上面记载：“7月6日凌晨，张妻晏碧芳被戮后示众。”线索终于拼成完整链条。
有意思的是，传说中的“自首声明”也露出端倪。原来国民党常以“八股模版”伪造脱党书，借此瓦解人心，张国庶的那份声明同样出自特务之手。确认这一点后，萍乡县革委会立刻补报材料，江西省政府很快批复。1986年11月20日，《江西日报》刊出公示：“张国庶、晏碧芳烈士，特此追认。”消息一出，萍乡矿区的老工人敲响厂房旧钟，有人哽咽着说：“兄弟投河弃名，今日终得正身。”
同年冬天，加拿大多伦多温度骤降，流亡已久的张国焘蜷缩在福利院的暖气边。命运让兄弟俩走上两条对立的路线：一人死后沉江而名垂青史，一人漂泊海外而声名狼藉。历史最终给出了各自的注脚，既无偏袒，也不含糊。昔日“周之德”三个小字，耗去半个世纪才与张国庶的真名重叠；好在，迟到的光，仍旧照亮了那对青年夫妇在赣江之畔留下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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