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春的一天，沈阳变压器厂的调度室里电话铃骤然响起。旁边的工人只听见孙玉国“哦”了一声后，长久地沉默。他挂断电话，起身走到窗前，灰尘在阳光里打着旋儿。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周登国已经在滇西前线率部巡察的消息。
这条消息让厂里不少老兵出身的师傅瞬间安静下来。谁都清楚，十五年前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孙、周两人是并肩从炮火中杀出来的。曾经的边防团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如今却套着蓝工装，背着工具包在车间穿梭。身份的落差，外人看着都替他拧巴，可孙玉国向来不提旧事，干活时一丝不苟。
他的转变始于1977年那张短短几行的停职通报。当时他三十八岁，军衔与前景皆被按下暂停键。审查期间，他被要求在家等待结论。日子熬得极慢，街道的老太太推门检查卫生时，还把他院子评成“不合格”。那一刻，他才发现自己连扫帚在哪里都不知道。
脾气倔强的孙玉国并没让情绪把家里砸个底朝天。第二天清晨，他和妻子同时起床，拿起畚箕，把落叶篓篓往外倒。雨后潮湿的地面硌脚，他没吭声，只是把院墙的青苔抠得干干净净。这个细节后来被邻居记了好几年：“那小院从此一年四季都透亮。”
1982年底，处理结果终于公布——正团职安置，转业地方。消息传来，一屋子亲戚都怔住了，他却只问了组织干部一句：“能不能给我找个靠近机器的岗位？”他清楚，锈刀不如工具箱里常见的扳手，手里得攥点真活。
事实证明，他并非客套。厂里设备老旧，雨季屋顶滴水，变压器随时可能短路。一个暴雨之夜，孙玉国爬上房梁，用缆绳固定屋瓦，淋得浑身泥水。老工人一句玩笑：“孙师傅，您这身板当年怎么不去爬越南高山？”他愣了愣，只抹一把脸：“要是部队需要，我随时扛包就走。”
转折点来得比想象早。《沈阳日报》一则三百字的战况简讯提到，“前珍宝岛战斗英雄周登国已赴云南前线，指挥侦察营执行任务”。那夜厂灯灭得很晚，孙玉国关上图纸，将那份报纸折得整整齐齐，放进抽屉。随后，他写下了一份不足八百字的申请：“申请重穿戎装，奔赴云南边防，经验尚在，身体尚可，请批准。”
报告递到了省军区。审批流程并不复杂，困难在于态度——谁也拿不准把一名被降职的老将再次推上前线会不会引起争议。那段时间，他每天一下班就到门口值班室守着电话。工友瞧见他在灰暗灯光下的剪影，才真切感到这位“车间师傅”身上仍有难以掩饰的锋芒。
再回忆珍宝岛，很多情节已在老兵间传成口口相授的传奇。1969年3月15日清晨，零下三十度的风吹得眼皮都要裂开。苏修四辆装甲车冲向土丘，领头的是那位绰号“瘸腿上尉”的伊万。枪声劈头盖脸打来，孙玉国大吼“打倒苏修”，朝最近的装甲车甩出手榴弹。爆炸声像闷雷，冰面被冲成蜂窝。其间，周登国拽着机枪，猫着腰不断变换射击点。有人后来问他当时怎么想，他只淡淡一句：“哪响就冲哪儿呗。”
那一战孙玉国三十二岁，战后直接被选为“九大”代表，座次从边防站顶到军区领导层。走得太快，也容易踩空。1974年他进中央读书班，没多久又因卷入纷争被停职。跌宕的履历写在军档里，也刻在他心口。
“老周在山上，得有人给他打下手。”孙玉国在电话里向曾经的部属这样说道。对方劝他安心工作，他却摇头。“我欠他一条命，当年要不是他顶着机枪，我这条命早没了。”短暂对话，到此戛然而止。那年头，提起边境方向的任务，多数人心中是忐忑，他却眼里闪着光。
审批结果一直拖着。直到1985年夏，厂里传来消息：孙玉国以高分通过全国厂长统考，即将提拔为副厂长。上级这时给出了模棱两可的答复——“前线不缺指挥员，你在地方也能报国”。他接到电话后只是点头，然后把那份申请收进抽屉，没再提。工友以为他会遗憾，殊不知他晚上依旧顶着汽灯检查车床主轴热度，一丝不苟。
1986至1990年，中越边境作战进入相持阶段。周登国的名字偶尔在内参里出现，立功数次，擢升至副军职。而孙玉国则拿着图纸、票证，在新车间建设工地跑前跑后，学会了电焊、会计乃至人事管理。有人问他后不后悔没再当将军，他笑得爽快：“干哪行都能流汗，不必死盯着肩章。”
1991年12月27日清晨，孙玉国因公乘车去大连。高速上突遇侧滑，面包车撞上护栏，他被甩向车厢，右臂粉碎性骨折。醒来后第一句话竟是：“报表交了吗？”医生哭笑不得，让他别再操心工作。
长达半年的康复期，他用左手练字，写出来的工整小楷贴满床头：卡脖子岛、珍宝岛、老山、者阴山……全是他曾奔走或想去的地方。偶尔有老友登门，想探口风，他摆摆手：“往事翻篇了，记着教训，比什么都强。”
有人感叹，这样的人生跌宕过后还能保持心气，实在罕见。他只回答一句：“军装脱了，心里也得留颗扣子，随时能系上。”说这话时，他的右手指头还不太灵活，可那枚想象中的领章，仿佛真的被他轻轻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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