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手下好几万兄弟三个月的吃饭钱，在一晚上输个精光，这种事放哪个朝代都得掉脑袋。
可蒋鼎文不仅没事，还从委员长那儿拿到一张五万大洋的支票把屁股擦干净了。
这个天大的把柄，不但没让他完蛋，反倒成了他日后平步青云的资本。
所以，当1933年底福建那边闹出大动静时，蒋介石第一个想到的救火队员，就是这个在牌桌上和战场上一样敢下死注的蒋鼎文。
就在蒋鼎文在郑州的牌桌上呼风唤雨的时候，另一支队伍正在上海的血泊里挣扎。
这支部队叫第十九路军，广东人为主，骨头硬得很。
1932年，日本人打进上海，南京那边还在盘算，是第十九路军的军长蔡廷锴和总指挥蒋光鼐一咬牙，带着弟兄们顶了上去。
他们用血肉之躯，硬是把日本鬼子打得三换主帅，给全中国人挣足了脸面。
一时间，“英雄部队”的帽子戴得稳稳的。
可是，仗打完了，鲜花和奖章没等来，等来的是一纸调令。
蒋介石把这支打残了的英雄部队，从抗日最前线调到了福建山区，任务也从打鬼子变成了打红军。
这招棋下得很高明，也很冷酷。
第十九路军不是他的亲儿子，红军更是他的心头大患，让这两家都不是自己人的去死磕，他坐收渔翁之利，这算盘打得噼啪响。
眼瞅着自家的兵在闽西的山沟沟里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短短几个月就报销了五个团，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
再这么打下去，不光是替别人卖命，更是把这支好不容易拉起来的抗日家底给败光了。
与其这么窝囊地死在自己人手里，不如干票大的。
“不能再给老蒋当炮灰了，要打就去打日本人！”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住了。
1933年11月20日，福州南校场，人山人海。
李济深、陈铭枢这些国民党元老，联合蒋光鼐、蔡廷锴，共同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跟南京的蒋介石掰手腕。
他们的口号很响亮：联共抗日，反蒋救国。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福建事变”。
这是一群被逼到墙角的爱国军人，押上身家性命的一场政治豪赌。
福建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的肺都快气炸了。
这不就是在家门口放火吗？
他当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集海陆空重兵，准备一巴掌把福建这股火苗拍死。
选谁去当这个执行者呢？
他想到了蒋鼎文。
为什么是蒋鼎文？
因为他听话，敢下狠手，而且欠着自己天大的人情。
一个有短处、有把柄攥在自己手里的将军，比一个干干净净的圣人好用得多。
蒋介石很清楚，对付蒋鼎文这种赌徒性格的人，就得下重注。
于是，他私下里给蒋鼎文许了一个天大的好处：只要把福建摆平，福建省主席的位子就是你的。
这个承诺，对蒋鼎文来说，比什么都管用。
这既是还人情的机会，更是让自己从一个带兵打仗的武将，一步跨入封疆大吏行列的绝佳跳板。
他二话不说，带着十个师的中央军精锐，杀气腾腾地扑向了福建。
蒋鼎文的动作确实快、准、狠。
他深知委员长要的是速战速决。
于是，飞机在天上扔炸弹，军舰在海上封锁，地上十几个师的中央军像潮水一样涌过来。
军事上高压猛攻，政治上也没闲着。
他派人四处活动，用高官厚禄分化瓦解第十九路军的内部。
说到底，福建事变的失败，不完全是蒋鼎文打得有多漂亮。
实在是第十九路军太孤单了。
他们指望的其他地方实力派，一个个都在隔岸观火，谁也不愿意为了他们得罪手握重兵的蒋介石。
他们寄予希望的红军，当时正在江西被中央军第五次“围剿”压得喘不过气，根本抽不出手来帮他们。
内外无援，加上力量悬殊，这场悲壮的起事，前后只撑了57天。
仗打完了，蒋鼎文站在鼓浪屿上，吹着海风，看着眼前的碧海蓝天，心里那个美啊。
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坐在省政府大院里发号施令的样子了。
心情一好，诗兴大发，当场写下一首《鼓浪屿》：
> “劫灰重拔忆朱明，浪鼓潮音警枕醒。
四顾茫茫天水碧，神州生气恃风霆。”
他把自己比作那扭转乾坤的“风霆”，是勘定乱局的国之栋梁。
这首诗，每一个字都透着志得意满。
可没过几天，南京的电报来了，上面的“风霆”先劈到了他自己头上。
任命状上写得清清楚楚：蒋鼎文被任命为“剿匪”第五路军总司令，继续留在福建，负责清剿南方的红军游击队。
那个他日思夜想的福建省主席宝座，则给了蒋介石的另一个心腹，陈仪。
从云端摔到地上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
蒋鼎文拿着电报，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想不通，自己卖命换来的功劳，怎么就成了一场空欢喜？
其实这道理很简单。
在蒋介石的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的用处。
蒋鼎文是一员能打的猛将，他的价值就在于冲锋陷阵，去啃最硬的骨头。
让他当省主席，安安稳稳地治理地方，岂不是浪费了？
让他继续去跟红军死磕，既能发挥他的长处，又能让他没工夫在福建培植自己的势力，一举两得。
至于那个口头承诺，不过是驱动他卖命的工具，用完了就收起来，下次还能用。
那首写在鼓浪屿的诗，成了他这辈子最尴尬的注脚。
后来，在抗战时期的河南，他又一次搞砸了，汤恩伯、胡宗南这些黄埔的同学都瞧不上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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