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群星璀璨的文坛中，他曾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宋绶，字公垂，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曾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谥“宣献”。宋绶的文章在宋初深受推崇，毕仲游《岁时杂咏诗序》称：“仁宗之初年，宣献公号为文师。”宋绶还善于写赋，连西昆体大家杨亿亦曾称赞其文“沉壮淳丽，尤善铺赋，吾不及也”。遗憾的是，宋绶的诗文集今已全部亡佚。在宋初文坛被称为“一代文师”的宋绶，在文学史上却寂寂无闻。甚至相比于同时期的北宋士大夫，也鲜有人知晓。
宋绶的湮没，反映的是唐宋时期文学观念与后世的深层差异。在当时士大夫的价值体系中，真正被认可的“文”，并非今日我们推崇的抒情言志之作，而是那些承载着国家意志的“王言”——诏令制诰。这些文字虽然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性，却是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唐宋时期的诏令均采取骈文写作，这种接近权力中枢的职务，成为文人展现才华、彰显地位的重要平台。
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绶十八岁，便以馆阁官员身份代行中书舍人之职，分撰中书表奏。天禧二年（1018），二十八岁的他即担任知制诰一职，成为真宗身边重要的词臣，所撰制诏，皆文辞雅致，婉美淳厚。至天圣三年（1025）为翰林学士，在中书省掌外制共八年之久。虽然《文馆集》《记事》《西掖雅言》《常山禁林甲集》《常山禁林乙集》《常山秘殿集》《常山遗札》《宣献公诏敕》《托居集》《许推官吟》等诸多文集均已亡佚，但从存世文献中还可窥见这位“一代文师”的诸多事迹。
宋绶作为宋初的重要词臣，在当时的政治活动中也常见身影。刘皇后掌权时期，朝中形成了以寇准为首的支持仁宗亲政派和以丁谓为首的支持皇后派，寇准也因支持仁宗而遭到刘皇后的罢黜。当时刘皇后命当值舍人宋绶草拟寇准贬敕，丁谓对其所拟责词极为不满，要求按己意修改，对寇准极尽贬低之辞。但今存《宋大诏令集》及李焘所见官修《实录》中均未收录丁谓改定之后的文字。《宋大诏令集》作为北宋九朝诏令总集，大约成书于南宋时期，其中收录的部分诏令来自于《实录》一系的国史文献，所以可以推测《实录》一系国史文献对丁谓持否定态度，故未收录此诏。这或许也体现了代表国家意志的官修国史对宋绶的正面肯定。而且从宋绶《上仁宗乞约先天制度前殿取旨奏》一文也可见其对刘皇后专权的不满。必须指出的是，宋绶的政治立场不仅源于其政治理念，也与他的家族关系密切相关。宋绶妻子的祖父毕士安，曾力荐寇准为相，故寇准非常敬重毕士安，甚至把自己的两女先后嫁毕士安的次子毕庆长。仁宗掌政之后，支持太后归权仁宗的宋绶等人均被提拔。
此外，在仁宗时期的皇后废立事件中，宋绶更是深度参与其中。仁宗先废郭皇后，又罢黜杨、尚二美人。景祐元年（1034），曾命宋绶草《净妃等外宅诏》。不久，又欲引寿州茶商陈氏女入宫，宋绶、王曾、吕夷简、蔡齐相继论谏，杨偕、郭劝又上疏谏止。郭后卒的翌日，仁宗马上册立曹皇后，命宋绶撰册文《废后郭氏追册为皇后赐中书门下诏》，宋绶在仁宗身边出谋划策，作为词臣深度介入宫廷政治事件。
宋绶的才华与其家世密不可分。其家族兴起于宋绶的父亲宋皋，宋皋、宋绶、宋敏求三代均担任过馆阁官，是一个以文翰显于宋初的文化家族。更幸运的是，宋皋娶了当时名臣杨徽之的女儿，杨徽之曾因文才出众，受诏编修《文苑英华》这部大型类书。杨徽之还是宋初著名的大藏书家，因为无子，仅有一个独女，所以杨徽之身后，其藏书全部都传给了宋氏。到了宋绶一代，又娶了宰相毕士安的孙女，毕家同样富藏典籍。由此，宋绶集杨、毕两家藏书于一身，实际藏书达两万余卷。要知道，《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官方藏书也不过五万余卷。宋家的藏书甚至有官方都没有的珍本。黄伯思《跋〈世说新语〉后》称宋绶家藏的《世说新语》比当时流行的所有本子都更详备。宋家的巨量藏书还有自编书目，可惜元符中毁于火灾。
宋绶不仅藏书，还亲自校书。沈括《梦溪笔谈》云：“宋宣献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雠，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朱弁《曲洧旧闻》称：“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世之畜书，以宋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直常高一倍。陈叔易常为予言此事，叹曰：‘此风岂可复见耶！’”宋绶家藏书精审，引得当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致使宋绶家所居春明坊的宅价高出别处一倍，这是文化价值带动地产增值的最早记载。
除了校书精审，宋绶对自家藏书的保护也非常在意，在书籍装帧方面颇有眼光。王洙儿子王钦臣所撰《王氏谈录》载：“公（王洙）言：作书册，粘叶为上，虽岁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叶第，足可抄录次序。初得董子《繁露》数卷，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尝与宋宣献谈之，公悉命其家所录书作粘法。”这里提到了古籍装帧的两种形式——“粘叶”和“缝缋”。王洙认为粘叶装帧（上图）的优势在于其单叶书写的特性，即使日久散叶，因每一叶的文字均按顺序独立呈现，仍可依据内容顺序重新编排抄录。极负盛名的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在成书时就采取了这种装帧形制。相比之下，缝缋装（下图）需将多叶折叠后统一装订，再进行书写。一旦缝线腐朽脱烂，同一叶正反两面的文字容易错乱混杂，且任意一叶脱落便会导致全书次序难以复原，不利于书籍的长期保存与流传。有鉴于此，王洙建议宋绶家抄录书籍时一律采用粘叶法，以规避散叶错乱之患。宋绶基于对书籍收藏与保护的前瞻性，采纳了这一建议。
最值得注意，但又一直被忽略的是宋绶在宋初书法史上的地位。宋绶尤善楷书，陆游称：“本朝小楷，至宋宣献后，仅有道士陈碧虚一人。”宋仁宗极其喜爱宋绶的书法，宋绶死后，仁宗把他所写的《千字文》等墨迹藏于禁中。甚至“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都曾称：“近世士大夫书，富有古人法度，唯宋宣献公耳。”宋绶做副宰相时，其书法号称“朝体”，甚至“倾朝学之”。宋绶知河南府期间，另一位“宋四家”之一的蔡襄为西京留守推官，其书法也多学于宋绶。据《宣和书谱》载宋绶“作字尤为时所推右。然亦自喜其书，在翰苑日，凡制稿必集成篇，至于点画亦不妄作，意其文必附书以垂后世耳……盖其书富于法度，虽清癯而不弱，亦古人所难到者。而议者又谓世之作字，于左右布置处或枯或秀，惟绶左右皆得笔，自非深造者特未易知”。宋绶本应是书法史中极其重要的人物，但是由于其作品未能保留下来，今已无法得见其书风。
值得欣慰的是，其子宋敏求承袭家学，书法成就同样卓越。刘挚将其与颜真卿相媲美，称“一时碑字贵颜公”。叶昌炽认为：“君谟以后，四家以前，书名最著者为宋敏求。”黄庭坚亦云：“常山公（宋敏求）书如霍去病用兵，所谓‘顾方略如何耳，不至学孙、吴’。至其得意处，乃如戴花美女，临镜笑春，后人亦未易超越耳。”当时公卿权贵的铭碣，都以得宋敏求书为荣。从近年来新出土的宋敏求书《杨畋墓志铭》（参见上二图）《李中吉墓志》《贾黯墓志》《任乃孚墓志》等石刻文献中，让我们得以间接窥见宋氏书风的神韵。
宋绶曾参修《真宗国史》，当时同在史院的谢绛称：“宋公垂（绶）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生动有趣的宋绶的形象。但这似乎在北宋士大夫中并不罕见，欧阳修对谢绛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唯此尤可以属思尔”。甚至欧阳修还回忆说：“钱思公（钱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从古至今，爱书之人，嗜书之情，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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