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现代社会物质丰裕，但“精神上的不高兴”和意义失落感，恰恰是哲学与人文思考的切入点。近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朱承出版了新作《诗酒精神》，并以“古典文人的意义危机及其疗愈”为主题举办了分享会。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朱承出版了新作《诗酒精神》
诗酒精神
《诗酒精神》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涉酒诗词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古典的诗酒精神。
何为诗酒精神？朱承的定义是“以诗歌艺术的形式，借饮酒之事来表达对宇宙人生、人性与天道的认识，实现艺与道的结合”。在传统诗酒精神中，诗人们活在当下的现实感、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洒脱情怀，参与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塑造中，对于中国传统士人心态产生了影响。文人的诗酒意象，呈现他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感性维度，也展示了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世界中的非理性气象。
朱承教授从该书撰写缘起切入，指出当下人们普遍面临“衣食无忧却精神不悦”的困境，往往需借助运动、饮食乃至写作等外在事物以寻求愉悦。反观历史，古人与今人的生活境遇亦有相通之处——李白“婚姻不如意，工作不如意。交友也不怎么如意”；苏轼“总是失业，总是降职”；辛弃疾满腔报国热忱却终未被采纳，“只好到江西买一处房子，喝酒了此残生”。他们的生命轨迹，与现代人遭遇的工作不顺、家庭压力、理想与现实落差等形成了跨越时代的呼应。
通过共同熟知的文学人物与历史叙事，现代读者得以与古人的生命体验建立连接，在共情中审视自身的处境。当人们意识到“基本上都做不成刘邦了，也做不成朱元璋了”，便会转而从陶渊明式的隐逸、李白式的狂放、苏轼式的豁达中，寻找一种替代性的意义寄托。“这些隐士、诗人就最容易成为我们共情的对象。这样在你的不如意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容易建起新的生活意义。”
“得意忘酒”：诗酒作为意义转换的媒介
诗与酒的结合，在中国文人传统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意义疗愈机制。朱承认为，古代文人通过“纵情于酒、快意于诗”，将现实中的不如意进行转化与升华。他在书中详细分析了《将进酒》等作品如何体现这种精神转换。但值得注意的是，酒在此过程中并非目的，而是媒介。“喝酒，它是一种媒介，当我们借助这种媒介，或者不需要这种媒介实现了情绪转换的时候，我们就大可不必执着于这个媒介。”
朱承在书中撰写了代序《得“意”忘“酒”》，借用中国哲学中“得意忘言”“得意忘象”的思想传统，强调诗酒精神的本质在于意义的获得而非形式上的饮酒行为。“如果你不需要通过饮酒来转变我们的精神情绪，我们干吗要饮酒？”他进一步以金庸武侠中的“独孤九剑”作比：最高境界是“不要剑了，他拿一根树枝都可以当做剑”。“如果你的精神能够实现自我的转化的话，那是不需要喝酒的。叫得意忘酒。”
这一观点在面对“年轻人不再喝酒，如何与古人共情”的现场提问时被进一步阐述，朱承观察到，如今年轻人聚会常以可乐等软饮料替代酒，同样能达成欢畅交流的效果。“是不是一定要去通过喝酒才能够实现和李白、苏轼的共情？……有些人他不需要这种方式，他通过听音乐，他通过运动，可以重新建构生活的意义。”诗酒精神的核心，在于借助某种文化实践实现精神情绪的转换与意义的重建，具体形式则可因时代与个体差异而变通。
朱承
公私之界：酒文化的社会维度
朱承亦注意到酒在中国历史叙事中的矛盾性。一方面，酒与亡国乱政的负面形象紧密相连，从纣王的“酒池肉林”到周公的《酒诰》，形成了“昏庸和喝酒、失德和喝酒都会联系在一起”的警示传统。另一方面，酒又是私人情感抒发、文人雅集不可或缺的载体。为此，他在书中专设《饮酒活动与公共生活》一章，探讨礼制与政治背景下饮酒行为的公私边界。
“讨论喝酒的问题，必须要关注到公私生活的边界。”朱承指出，历史上的酒禁与当代的公务饮酒限制一脉相承，皆意在划分私人怡情与公共责任之间的界线。健康的酒文化应当承认并尊重这一区分，使饮酒成为个体意义建构的助力而非社会秩序的破坏因素。
在阐释苏轼等文人的精神特质时，朱承提出了“放达型儒者”这一概念。与传统印象中“敦厚长者”式的儒生不同，苏轼展现了“既世间而又出世间”的生活姿态：既热烈投身于现实生活与人伦日常，又能以“我欲乘风归去”的超越情怀，实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这种融合儒家担当与道家超脱的生命态度，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调和入世压力与出世向往的精神范式。
朱承总结道，《诗酒精神》试图传达的核心讯息是：人生的意义并非依赖于外在目标的达成——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是实现不了的”——而在于通过文化实践、精神转换，在有限的生命中建构无限的意义价值。“我们能不能够通过饮酒这件事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对家国天下的看法，乃至自己和天地相融通的这些看法……无外乎见自己、见社会和见天地。”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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