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罗氏（Roche）宣布以5.7亿美元的首付款从宜联生物手中拿走B7H3 ADC管线，以一个不低的首付款续写了近期的BD热；紧接着在1月19日，英诺湖也将旗下的B7H3 ADC授权给了英国Ellipses Pharma。短短几天，密集的BD让这个靶点再一次地站上市场C位。
和纯粹靠关键靶点出圈的免疫抗体不一样，ADC因为是一个“工程化”的药物，它由三个部分组成，这也让其不至于在短时间因为涌进来的玩家过多、从而成为一个新的修罗场。
Linker和payload的迭代让后来者能够持续完成迭代，而靶点的选择又意味着换一个方向又是一片全新的天地。
于是，在HER2和TROP2被卷成红海后，全球药企巨头们需要一个具备泛癌种潜力、且能在大癌种上证明自己的新靶点。B7H3（CD276）就成了那个被选中的幸运儿。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曾被视为“研发坟场”的靶点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
为什么MNC会在此时扫货这个新靶点？
为什么说是“泛瘤种”，但目前所有的适应证都集中在小细胞肺癌（SCLC）这个适应症上？
最重要的是，在第一三共这个“老大哥”距离商业化临门一脚却因安全性受阻的阴影下，中国药企又是如何通过微创新实现群体性领先的？
从“免疫配角”到ADC的主场
B7H3的故事要从2001年说起。当时它作为B7家族的一员被发现，最初的剧本是按照“免疫检查点”来写的。
在调节机制上，B7H3是个典型的“双面间谍”：它既能抑制T细胞的活化，帮助肿瘤实现免疫逃逸，又能促进肿瘤细胞的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听起来是一个完美的肿瘤治疗靶点，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是研发人员的噩梦。
难点在于，B7H3的受体一直没找清楚。这意味着传统的单抗药物很难像PD-1那样通过阻断通路来起效。
在借道ADC出圈之前，不少药企曾尝试通过纯粹的“阻断”或“杀伤”逻辑来攻克B7H3，但大多折戟沉沙。比如曾经的B7H3先驱MacroGenics，其开发的单抗Enoblituzumab虽然带有增强型Fc段以提升ADCC效应，但在临床上的表现始终不温不火。
更早期的尝试还包括一些B7H3融合蛋白和双特异性抗体项目，这些项目大多因为机制不清、有效性难以跨越阈值而最终止步于临床早期。这种“抗体完全带不动”的尴尬，让B7H3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贴上了“难成药”的标签。
曾经在B7H3赛道上走得最远、专注儿童肿瘤领域的丹麦生物技术公司Y-mabs，算是比较早期尝试用xDC来解决问题的，不过同样在这个靶点上摔了一个大跟头。
其核心管线131I-omburtamab是一款放射性核素偶联药物（RDC），一度被视为有望在B7H3领域率先落地的选手。然而在2022年，FDA专家委员会（ODAC）仍以16:0的悬殊投票比，质疑其无法证明能显著改善患者的总生存期。
真正让这个靶点从冷宫带出来的，还是第一三共。
2023年10月，第一三共与默沙东（MSD）达成了一项总对价高达220亿美元的“世纪交易”，成功带火了B7H3这个靶点。在此之后，原本还在观望的MNC们纷纷如梦方醒，开始疯狂搜寻市面上成色优秀的B7H3 ADC，才有了后来罗氏、GSK等巨头的密集扫货。
那么，为什么它在ADC时代突然火了？
因为ADC改变了游戏规则。ADC不需要管B7H3背后的复杂机理，它只需要把B7H3当作一个“导航”。B7H3在多种实体瘤中高表达（覆盖率约60%），但在正常组织中表达极低。这种极高的“肿瘤特异性”，让它成了天生的生物导弹目标。
决战SCLC：在“研发坟场”里挖金矿
尽管B7H3在很多实体瘤里有表达，但在所有的适应症中，B7H3 ADC最先在小细胞肺癌（SCLC）上捅破了天。
SCLC是肺癌里最难啃的硬骨头，被称为“研发坟场”。二线治疗的标准疗法拓扑替康，客观缓解率（ORR）只有20%左右，且毒性极大。
为什么B7H3能在这里超神？
首先是表达率。SCLC样本中B7H3的表达水平高达64.9%，天然的让其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其次是肿瘤微环境。SCLC通常是“冷肿瘤”，缺乏T细胞浸润，PD-1在这里有力无处使。但ADC不看免疫环境，它携带的毒素具有“旁观者效应”，杀红了眼的时候，连周围不表达靶点的肿瘤细胞也能顺带清理掉。
临床数据给出了最直接的反馈。宜联生物的YL201在二线SCLC患者中拿到了63.9%的ORR，翰森制药的HS-20093也跑出了超过60%的数据。相比传统化疗，B7H3 ADC把疗效直接翻了三倍。
这种碾压式的数据，也让那些还在犹豫的MNC眼里泛起了光。
MNC的BD热，本质上是面对“专利悬崖”时的焦虑。至于买啥，主要还是看最缺啥。
以默沙东为例，当家台柱子K药的专利到期已近在咫尺。对于任何一家千亿美金量级的巨头来说，失去一款年销售额超200亿美金产品的痛苦是毁灭性的。M司急需一种能够实现“Pipeline in a product”的新型平台药。Trop2 ADC是一类聚焦鳞癌的品类，而B7H3 ADC作用于免疫通路，同样是这种潜力的载体。
为什么偏偏选择从SCLC切入？
从商业策略上看，SCLC是一个典型的“快速通关口”。因为该领域长期缺乏有效药物，临床需求迫切性高，监管能够给予更高的容忍度和更快的审批路径。而换一个其它主流领域，FDA心情不好还要你重新拿市面上新上市的药来重新做头对头临床。
而另一边，在专利悬崖的倒计时下，如今MNC们越来越等不起长达十年的漫长研发周期。
通过在SCLC这个“研发坟场”里率先落地，能以最快速度锁定一个细分市场的身位。然后，可以慢慢在后续的NSCLC、前列腺癌以及食管癌等大癌种上的慢慢耕耘，而有了上市的背书后，这些后续的研究效率会提高。
这种策略在各家药企的收购逻辑中各有侧重，但目标一致。
罗氏在TIGIT等免疫断路器项目接连受挫后，急需在肺癌领域找回场子。B7H3在SCLC和NSCLC中的高表达，对于罗氏来讲，是补齐肿瘤管线、对冲其三驾马车进一步下滑的备选方案之一。
而GSK，几乎错过了整个肿瘤时代的红利，如今是在重塑其肿瘤业务版图，SCLC就是一个确定性相对高、耕耘者还算少，整个赛道没有“老钱”霸占的领域，让其能和默沙东、阿斯利康、礼来这些老玩家们能够在“下一个时代里”有一战之力。
对于BioNTech而言，买啥都是买，光脚不怕穿鞋。新冠发了财+如今没有任何历史包袱，B7H3 ADC的定位和GSK一样，都是错过了之前的免疫疗法红利，如今通过在SCLC中快速站稳身位，同时也能为公司的mRNA肿瘤疫苗联合疗法铺路。
三共探路，中国药企收割
不过，巨头们在B7H3这个赛道上的豪赌，也让中国的biotech再度出圈。
目前全球进入临床III期的4款B7H3 ADC中，有3款来自中国（宜联生物、翰森制药、明慧医药）。
这就是ADC这个品类最大的特点之一：跟随者能够通过更新一代的毒素和linker实现后来居上。再加上中国这两年变态的跟进效率和不输全球的临床落地速度，也让中国的ADC在全球领域都有一战之力。
其它靶点BD热也就一波，最多持续两三个季度就过去了。但ADC这个品类这两年源源不断有新的故事发生。
超车的关键在于对“毒性”的精准控制。
全球领头羊第一三共的I-DXd曾遭遇重大挫折。2025年底，因为出现高于预期的“5级间质性肺病（ILD）”致死案例，其III期临床一度被FDA部分暂停。这是第一三共的技术软肋：为了追求极致的杀伤力，其高毒性Payload往往伴随着严重的肺毒性。
而在Linker和毒素的设计上进行微调，就是这一批擅长工程化的本土公司的舒适区了。
比如映恩生物凭借其DITAC平台，并对载荷进行改良，在实现高 DAR 值（通常为 8）的同时，同时精准控制了毒素在循环中的提前释放；宜联生物的TMALIN平台则聚焦独特的微环境裂解机制，让药物在进入循环系统时更稳定，只有到了肿瘤微环境里才大量释放毒素；翰森制药的HS-20093通过对DAR值优化，在保证疗效的同时，将安全性窗口拉到了最大......
各家都有各家可以去发挥的空间，
未来，除了B7H3，在下一个高潜靶点被ADC这个新的品类验证时，或许同样有一堆来自中国的药企很快赶上。只要BD热还在持续，只要中国整个创新药行业在临床上的投入还没衰减，这个过程就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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