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2026年1月，我国首次授衔的开国将军，仅剩下唯一的一位——王扶之。
目前网络上能查到的消息，是王扶之将军2022年农历9月过百岁生日，按照这个时间来算，王扶之将军虚龄已经104岁
图|王扶之将军
王扶之将军过百岁生日的时候，全家都瞒着他，还准备给他来一个惊喜，殊不知早已经被敏锐的老将军察觉。
也是在生日那天，大女婿张晓胜拿出了自己花了一个月时间创作的《百岁辞》，这是一首长诗，总共有600个字，概括了将军从12岁参军到百岁高龄近九十年波澜壮阔的岁月。
事实上，王扶之不仅仅是开国将帅中最长寿者之一，而且也是开国将军中最年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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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扶之原来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王福治”，小名“拴牢”。王扶之这个名字是他后来到部队上改的名字。
1923年农历9月，王扶之出生于陕西绥德，因母亲幼年早丧，家里贫穷，不得不给人放羊为生。后来年纪稍长，就给周围的富户打工。
为了让王扶之学习一些文化，他的父亲拼尽全力，将儿子送到了附近一个私塾，读了三个月书。
也就是在闲暇时，王扶之经常挤在当地“穷汉”堆里，听他们讲故事，后来听到最多的是“老刘”的故事，说老刘是如何带着红军劫富济贫的。
这给幼年时的王扶之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穷汉”口中的老刘，就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刘志丹。
图|刘志丹
1935年7月，刘志丹率领的红军在陕西绥德一带活动，王扶之亲眼看到了红军队伍给家家户户扫院子、挑水、干农活，和他所见过的军阀队伍完全不同。
年仅12岁的王扶之亲眼看到了红军队伍里，有和他年纪差不多的战士，于是萌生了参加红军的想法。
“官长，我想跟你们到队伍上，行不行？”
王扶之找到红军上，对着一个貌似是个“官”的人提出要求。
“我们不叫‘官长’，叫同志。”
不过，看着王扶之一脸稚气，回话的那名红军问了一句：
“你多大了？”
王扶之一阵心虚，害怕红军队伍不收留他，于是大着胆子问：
“你觉得我多大了？”
有意思的是，根据资料里面记载，王扶之将军是个大高个，12岁的时候就有一米六，在当时即便是放在成年人里，这个个头也不算小了。
那名红军战士看着王扶之的个头，不是很肯定的说：
“有十六七了吧。”
王扶之一听，大喜过望：
“嘿，真差不多！”
登记花名册的时候，一个姓张的文书一听他叫“王福治”，心有感触似的念了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厦倾危， 国人扶之”的句子。他对王扶之说：
“我看你不如叫王扶之吧！”
王扶之在陕北参加了红军，因为部队条件简陋，说是当兵，其实还是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一直到当年10月劳山战役中，王扶之才从战场上缴获了一支“马拐枪”
不过，时隔多年以后，王扶之很坦率的承认，自己参加红军的时候年龄太小，还完全不懂什么叫革命，参加革命队伍的动机也很单纯。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头上的帽子上也镶了青天白日徽章，王扶之那会儿也不过才14岁，想不通为什么要这样，还和几个战友私下里串联，想要离开队伍，按照他的话来讲就是：
“我要重新去找革命队伍。”
好在当时组织科长及时察觉了不对劲儿，将几个半大不大的孩子拦了下来，狠狠的批评了他们一顿：
“现在国难当头，我们党是团结全民族力量一致对外，当抗日救国的先锋军！改心又不改心，红旗还在我们心里！”
至晚年，王扶之依然难忘当年那位干部对自己的教育：
“我那时刚刚成为一名候补党员，他在关键时刻给我指明方向。”
2
王扶之参军当年（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此后历任红26军78师少共营战士、红25军75师战士、红15军团第78师测绘员，抗战爆发后又陆续担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测绘股长，新四军第3师8旅22团通信参谋，2营6连副连长，师司令部通信股长。
解放战争时期，王扶之随队伍到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营长，至解放战争胜利时，王扶之已经担任了第4野战军39军343团团长，并在天津战役中，担任主攻团的团长。
王扶之为了摧毁敌人的碉堡，不顾危险亲自扛着炸药包到前线，警卫员见状，拼了命的上前拦他：
“团长，你不能去。”
王扶之眼睛一瞪：
“怕啥，我死了你来当团长。”
王扶之一口气端掉了敌人三座碉堡，自己腿上了负了伤，天津战役后，王扶之荣立三个大功。
1950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同年10月21日，王扶之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入朝部队，后逐渐升任39军115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
也是在朝鲜战场期间，王扶之遭遇了生平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以至于王扶之后来每年都要过“两个生日”。
根据王扶之的四女儿王小秋回忆：
“除农历九月为父亲庆祝生日外，每年8月2日，全家也会聚在一起，庆祝王扶之的“重生日”——1952年8月2日，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经历生死考验。”
图|王扶之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1952年8月2日晚9时25分，时任《人民日报》记者刘鸣为采写报道，专程来到了39军115师指挥部的坑道里，那时王扶之作为代理师长，正和作战科长苏盛轼、参谋陈志茂研究前一阶段作战的总结。
当时，王扶之注意到了刘鸣在昏暗的烛光下写文章十分吃力，就叫刘鸣到自己的位置上，他们师部的三人则是到了坑道最深处继续研究。
不料就在这时，天空传来飞机轰鸣声，几声“鸟叫”后，几枚炸弹落了下来，把坑道完全给炸塌了。
王扶之后来回忆：
“在坑道爆炸的瞬间，我只感到被股凶猛的力量一推，便失去了知觉。当我醒来时，四周漆黑一片，耳内嗡嗡作响，一条腿被圆木和岩石压着动不了。”
王扶之被埋在坑道下面后，第一时间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同样被埋在下面的其他人，他喊了几声，但除了身边的苏盛轼和陈志茂，其他五个人情况都不明。
王扶之在经过简单的自救后，和苏盛轼和陈志茂两人取得了联系，但三人负伤都不轻，其中王扶之和陈参谋腿部负伤，苏科长有3根肋骨被砸断，不能动。当时坑道内电话机也被砸坏，没办法同外面联系，他们三人又试着敲打脸盆、水桶之类的东西与外面联系，都没什么效果。
与此同时，外面的人也开始紧张的救援，彭老总听闻王扶之几人被压到坑道里面后，还专门给39军打电话：
“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王扶之等同志抢救出来！”
军长吴信泉也不断催促就任，副军长张竭诚亲自赶到了现场，与115师政委沈铁兵、参谋长程国璠等一起指挥抢救。
也是在救援期间，敌机仍然不断地骚扰115师师部，在8月3日上午，四架敌机低空扫射投弹，被我军高炮部队击落了一架，狼狈逃窜。
不过，连续挖了几十个小时，在场的人均十分绝望，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一铁锹一铁锹的挖。
图|王扶之（中）在抗美援朝战场被救出后与战友在炸毁的山洞前合影
时任师政委的沈铁兵满怀悲痛，命人准备了几个坛子，准备装烈士的遗骸，参谋长程国璠看见了，摇了摇头：
“师长个子大，还是给他准备一口棺材吧！”
吴信泉当时给志愿军总部发去的消息，也是生还无望，彭老总悲痛之余，立即指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到烈士的遗骸。
一直到8月3日下午，工兵连副连长刘文才发现有两只苍蝇从坍塌的坑道里面飞出来，意识到内部尚有空隙，人可能还活着，师首长闻听这一消息，立马决定再增派部队，加紧救援。
当晚11时30分，工兵部队终于打通了坑道，将陷在里面的王扶之等3人救出。只是有些遗憾，记者刘鸣连与侦察科参谋小刘，书记员小杨，测绘员小梁四人牺牲了。
王扶之晚年回忆起此事，还颇为感慨，但他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
“命大！”
3
1953年5月，王扶之回国后，仍任115师师长，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1968年调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任作战部副部长、部长，并协助军委首长一起指挥了参与指挥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西沙海战。
不过，令王扶之没有想到的是，真正的考验在后面。
1973年，王扶之向军委提出了加强渤海海湾地区协同作战能力，叶剑英同意了他的建议，并命他带人去山东半岛勘察地形。
当时，一些“四人帮”的追随者在王扶之前脚抵达后，后脚也来到了山东半岛指手画脚。王扶之本不愿惹是生非，但当时随行的一名参谋在未告知王扶之的情况下，就向上级写了封告状信，结果被有心之人截获利用。
事后王扶之为了保护这名参谋，主动承担了责任，不久后被免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的职务。
尽管别有用心之人处心积虑，但自始至终也没有查出有什么问题。
1975年，王扶之被认为是“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调离总参，到山西担任省委书记、山西省军区司令员。
当时，王扶之的老首长黄克诚正担任山西省副省长，为了不给老首长添麻烦，他也没有主动上门拜访。
王扶之在山西一呆就是五年。
1980年，叶剑英偶然问起王扶之的下落，这才推动了对他的平反工作，王扶之也付出工作，不久后调乌鲁木齐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
后来王扶之在北京见到了黄克诚，坦言自己的顾虑，并当面致歉，而黄克诚对此也表示了理解：
“你做得对。”
此后王扶之每次回北京，都要去探望黄克诚，后来黄克诚病重，王扶之还专门上门探望。
1998年，王扶之将军离休。
在晚年每一个日子里，王扶之总以书法自娱，但他所书写的并不是名人词句，而是过去牺牲的每一个战友的名字。
也许是太过于深刻，王扶之对于每一个战友以及他们牺牲的经过都如数家珍：
“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担任什么职务，在哪个战场上牺牲……这些我不知道写了多少。”
2025年6月，王扶之百余岁高龄，还接受了记者采访，谈及当年往事，老将军仍然精神健硕。
当时“平型关大战突击连”第47任指导员栗新朝也跟随记者探望了当年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王扶之，并带去了连史馆里面珍藏的一件宝物——一把布满暗红锈迹的大刀。
看到大刀，王扶之的目光瞬间变得锐利起来，口中不自觉地哼唱起《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当时在场的记者问：
“您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王扶之回答：
“没给红军丢人，没给国家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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