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天的武汉，万人空巷。
郝梦龄、刘家麒两位将军的灵柩由专列运抵汉口大智门车站。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濂主持公祭，四千余人肃立车站，宣读祭文时，哭声一片。灵车向江边码头行进，沿途自发聚集的市民蜿蜒数里，不下十万之众。武昌平湖门码头，又有数千人列队迎灵。下午，灵柩暂厝洪山，覆以砖砌小屋，举行国葬，参加者逾万。武汉三镇，下半旗，举城哀恸。
这是历史铭记的场面，隆重，庄严，一个城市对英雄的最高礼敬。
而同样在忻口殉国的另一位将军——郑廷珍，他的灵柩，则静悄悄地由山西太原起运，一路向南，穿山越岭，回到了他的河南老家柘城。
没有武汉那样万头攒动的送行，没有响彻三镇的哀乐，没有登报连篇的讣告。柘城地方政府为他举行了安葬仪式，乡亲们默默地送他入土。国民政府同样明令褒扬，追赠陆军中将。但那份哀荣，似乎更多地沉淀在了故乡的黄土里，而非大城市的喧嚣中。
这静默的回归，反而让郑廷珍这个人，更清晰地走到了我们面前。
他是河南柘城郑楼村一个农民的儿子。家里原是中医世家，可惜到了父亲这辈，医道失传，只能种地。那是什么年月？清末民初，中原大地像一块破布，被各路兵马、饥荒和横行霸道的洋人反复撕扯。郑家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年轻的郑廷珍心里憋着一股火，他恨这让人直不起腰的世道。
1917年，冯玉祥的队伍在河南招兵。他听说这支队伍规矩严，不祸害百姓，还喊着爱国反帝的口号，就去了。这一去，从列兵干起，凭着一身正气、一副好身板和肯钻研的劲头，一步步走到独立第五旅旅长的位置。
他带兵，有自己的一套。军纪铁板一块，谁犯谁受罚，绝不讲情面。但他又能叫出全旅许多老兵的名字，知道他们家在哪，有啥困难。他爱跟士兵一起吃饭、摔跤，兵家里揭不开锅，他偷偷塞钱。灾荒年，他在驻地开粥厂，自己省下口粮，对士兵说：“老百姓是咱的父母。”
他容不下欺负老百姓的事。部队开拔前，他非得亲自问过驻地百姓“东西没少吧？”，才肯下令出发。这样的长官，兵们是打心眼里服。
所以，当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郑廷珍立刻去了南京，代表全旅请战。他等这一天，等了太久。过去那些内战，他打得憋屈，自己人打自己人，算怎么回事？现在，真正的敌人来了。
部队开拔山西，路过河南。他在柳河车站见了家人最后一面。面对白发老母，他跪倒在地，“咚咚咚”磕了几个响头。话没说太多，自古忠孝难两全，今日打鬼子，是为国尽忠。不打败日本，誓不回家。
在全旅官兵面前，他的话更直白：“过去打内战，胜了不光彩，败了不可惜。今天打日本人，是保家卫国！咱们就是拼光了，也值！上了战场，谁也别怂。不打败日本，一个也别回来！”
山西忻口，成了血肉磨盘。他率部守中央阵地，顶着日军飞机大炮，一步不退。南怀化高地争夺战，惨烈到无以复加。一个团填进去，打光了，再填一个团。山头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土都被血浸透了。
10月16日凌晨，反攻。他坚持要到最前沿。警卫员拦他，太危险。他没听，提着手枪就上去了。部队一口气夺回几个山头，他跃出战壕指挥下一步进攻。日军的机枪突然响了……
他倒下的地方，离家乡河南，还有很远的路。
他的遗体从太原运回柘城。我想象那一路的情景：灵车过处，或许没有武汉那样组织严密、规模浩大的公祭，但沿途的百姓，那些面黄肌瘦、饱经战乱的中原乡亲，会自发地聚集在路边，沉默地看着灵柩经过。他们也许不知道太多大道理，但他们知道，这棺材里躺着的是一个为了不打内战、为了打鬼子而把命丢在山西的河南汉子，是他们的子弟兵。
柘城为他举行了仪式，然后，他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下。他的哀荣，不像武汉公祭那般轰轰烈烈，载入大报头条，却像一条暗河，流淌在故乡的脉络里，流淌在每一个记得他这个旅长是如何待兵、如何爱民的旧部记忆深处。
历史有时很势利，它更倾向于记录那些发生在枢纽城市、由重要人物主持的盛大场面。而一个普通农民出身的旅长，静默还乡，似乎就容易湮没在尘埃里。
但正是这种静默，让我更觉得郑廷珍真实可触。他代表着另一批英雄：他们或许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在身后得到铺天盖地的都市哀荣，他们的牺牲，更像无数涓滴细流，最终汇成了民族抗战的磅礴血海。他们的名字，刻在了家乡的方志上，刻在了族谱里，也刻在了那场惨烈战役的历史褶皱中。
武汉万人公祭的悲壮，值得我们永世铭记；而郑廷珍静默的柘城葬礼，那份属于乡土中国的、沉甸甸的哀伤与坚韧，同样直抵人心。
他跪别母亲时磕下的头，他对士兵们说的那些朴素的话，他倒在山西前线时望向南方的最后一眼……这一切，与他静默归乡的长路，构成了一个中国军人完整的宿命与尊严。
他回家了。以一种比较安静的方式。但故乡的黄土记得他，历史，也该记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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