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武汉的天，灰蒙蒙的，像是蒙了一层洗不净的纱。江风里带着深秋的凉，吹过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前的广场，吹得人衣角簌簌地响。1937年10月24日，上午八点半，一列特别的火车，缓缓地、几乎是悄无声息地，滑进了站台。
站台上早已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四千多人，官员、士兵、学生、市民，更多的是自发而来的普通老百姓。没有人说话，连咳嗽都压着声音。一种沉重的、近乎凝固的寂静，笼罩着一切。空气里只有火车头喷吐白色蒸汽的嘶嘶声，和铁轨冷却时细微的“咔嗒”响动。人们踮着脚，伸着脖子，目光都投向那列墨绿色的专车，投向中间那两节覆盖着素色帷幔的车厢。
灵车到了。
车厢门打开，先下来的是一些面容肃穆的军人。随后，两具厚重的灵柩，被缓缓地、极其平稳地抬了下来。棺木是上好的木料，漆成深黑色，在阴沉的天光下，泛着幽暗的光。没有过多的装饰，只有简单的纹路，反而更显得庄严、沉重，仿佛承载着一段过于酷烈的山河岁月。
灵柩前头，摆着放大的遗像。左边是郝梦龄将军，国字脸，浓眉，目光坚定地望着前方，嘴唇抿得很紧，一副典型的军人刚毅神色。右边是刘家麒将军，面容显得清癯一些，眼神里除了果决，似乎还藏着一点书生般的沉静。两张照片都是半身的军装照，领章、肩章清清楚楚。看着这两张尚且鲜活的面容，再看着眼前这两具沉默的棺椁，许多人便忍不住了，低下头，用手背抹着眼睛。压抑的、窸窸窣窣的抽泣声，像初起的秋雨，在人群里漫开。
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的主任何成浚，代表委员长蒋介石，主持公祭。他穿着一丝不苟的军礼服，走到灵前，深深三鞠躬。副官递上两只硕大的花圈，白菊与松枝扎成，挽带上墨迹犹新。何成浚站定，展开手中的祭文，开始宣读。他的声音起初还洪亮，带着官式的铿锵，可念着念着，那声音便哽住了，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他停顿了一下，吸了口气，再念时，调子已经变了，沙哑，颤抖，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艰难地挤出来的。念到“眷怀壮烈，轸悼弥深”几句时，这位见惯了生死阵仗的军人，竟也侧过脸去，肩头微微耸动，眼泪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这一哭，便如决了堤。站台上那四千多人，再也忍不住，先前低低的抽泣，化作了连片的悲声。有人掩面而泣，有人望着灵柩失声痛哭，更有人扑倒在棺木前，捶打着地面。哭声汇成了一片悲戚的海洋，在火车站空旷的穹顶下回荡，连那呜咽的江风，仿佛也加入了这无尽的哀恸之中。那不仅仅是悲伤，那里面有一种更复杂的东西——是山河破碎的痛，是英雄赴死的壮，是家园飘摇的惧，是所有情绪在这样一个具体而沉重的时刻，找到了一个决堤的出口。
死者的家属，被人搀扶着，踉踉跄跄地走上前。郝梦龄将军的夫人剧纫秋女士，一身缟素，几乎已经站不稳，全靠身边人架着。她看着丈夫的棺椁，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完整的声音，只有大颗大颗的眼泪，无声地滚落，砸在她胸前白色的衣襟上，洇开一片深色的湿痕。另一边，刘家麒将军的侧室周桂珍，一个年轻的女子，怀里还抱着年幼的女儿。她似乎还没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只是呆呆地望着那冰冷的棺木，脸上是一种空洞的、茫然的哀伤。倒是她身边几位刘家的兄弟，早已哭得不能自已。
公祭的仪式并不冗长，在那种巨大的悲恸面前，任何繁文缛节都显得苍白。祭奠完毕，灵柩被重新抬起，移上特制的灵车。队伍开始缓缓移动，离开车站，向江边的轮渡码头行进。
那才是真正撼动人心的一幕。
从大智门到江边，并不算很长的路途，那天却走得极其缓慢。灵车在前，后面跟着望不到头的送殡队伍。执绋的人，白衣素服，蜿蜒如一条白色的河流，在汉口灰色的街道上静静流淌。更多的人，密密麻麻地站在街道两旁，挤满了每一个窗口，每一个能立足的角落。他们中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穿着长衫的先生，有短打扮的工人、小贩。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呼喊，他们只是默默地站着，当灵车经过时，便自动地、齐刷刷地脱下帽子，低下头。
路旁隔不多远，便设有一处简单的祭案，摆着清水、香烛、几样果品。这是市民自发的路祭。灵车行过，便有人点燃香烛，对着灵柩深深跪拜。一路行去，这样的祭案不下百处，沿途肃立致哀的民众，后来报纸上说，“不下十万人”。十万人，沉默的十万人，脱帽的十万人，用他们最朴素、最庄重的方式，护送着他们的英雄，走完这回家的最后一程。
空气里弥漫着香烛纸钱焚烧的气味，混合着深秋草木将枯未枯的气息，和江水特有的腥湿气。一种极致的肃穆，笼罩着整个汉口。平日里喧嚣的市声——小贩的叫卖、车辆的鸣笛、码头的号子——全都消失了，只剩下缓慢的脚步声，和那压抑在千万人胸腔里的、沉重的呼吸声。
灵车抵达招商局码头，两具灵柩被小心翼翼地移上早已等候的渡轮。汽笛发出一声悠长而低沉的哀鸣，像是长江也在呜咽。轮渡缓缓离开汉口，驶向对岸的武昌。江水浑黄，滚滚东流，仿佛这民族沉重的血泪与命运，都溶在这无尽的波涛里了。
中午时分，渡轮靠在武昌平湖门码头。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几千人早早地等在码头上，翘首以盼。湖北省府的官员们，在码头边设了祭席。灵柩上岸，再次接受简短的致祭。然后，送葬的队伍继续前行，穿过武昌的街巷。
这条路线，刻意经过了平阅路，也就是今天的彭刘杨路。军事委员会在这条路上也设了路祭。街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两侧军警肃立，市民依旧是人山人海地围观、默哀。气氛庄严得让人透不过气。队伍最终的目的地，是洪山东麓的伏虎山。
伏虎山北坡，松柏森森，幽静肃穆。这里长眠着许多辛亥首义的元勋，是一处英雄的坟茔。在两棵高大的松树之间，早已挖好了墓穴。灵柩被缓缓放入，覆土，然后，在上面各砌起一座小小的、朴素的砖亭，以蔽风雨。没有高大的纪念碑，没有华丽的雕饰，就是这样两座并排的、简朴的砖亭，安静地立在松林之下，与那些辛亥的先烈们为邻。或许，这才是最好的安排。他们都是为了这个多难的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如今，在这片他们挚爱的土地上，终于可以安然长眠，听松涛阵阵，看江山日月。
下葬时，又举行了一次祭礼。这次参与的人更多，官员、军人、民众，超过万人，把小小的山坡挤得满满当当。祭文念罢，纸钱化作黑蝶在风中飞舞，香烛的烟缭绕着松枝，久久不散。直到下午三点多，仪式才全部结束，人群怀着沉重的心情，慢慢散去。
那一整天，武汉三镇都沉浸在一种巨大的、无声的悲恸之中。机关、学校、商铺，都降了半旗。江水无言，龟蛇静默，这座素有“火炉”之称的喧嚣都市，在这一天，被一种深沉的哀荣所冷却、所凝固。它用最盛大的场面，最广泛的参与，最真诚的眼泪，迎接了两位儿子的归来。他们不是衣锦还乡，他们是血染征袍，马革裹尸。
很多年后，人们或许会淡忘那一天的许多细节，但总会记得那种弥漫全城的情绪。那不仅仅是悲伤，那是一种“知耻近乎勇”的悲愤，是一种“血肉筑长城”的共鸣。在日寇铁蹄长驱直入，大片国土沦丧，许多军队溃退的时候，郝梦龄、刘家麒们，是用自己的身躯，硬生生地迟滞了敌人的锋芒，用最决绝的牺牲，告诉了世人：这个民族，还有不肯折弯的脊梁。
他们的灵柩回归，像两颗沉重的砝码，压在了当时飘摇的、悲观的民心天平上，让它朝着“抗争”与“不屈”的一边，沉了一沉。那沿途十万人自发的肃立与脱帽，那响彻三镇的悲声，便是这民族心底尚未熄灭的火种，在英雄血的点燃下，迸发出的最真切的回响。
后来，汉口有了郝梦龄路，有了刘家麒路。名字起起改改，路牌或许偶有错讹，就像历史记忆本身，也常会被时光磨损，被尘埃遮蔽。但总有人记得，会去纠正。因为那路名背后，不是两个简单的符号，而是1937年深秋，那个灰蒙蒙的日子里，从火车站一路蔓延到伏虎山下的、无声的泪水与誓言，是一个民族在危亡之际，对自己英雄最隆重、最痛彻心扉的认领。
有些魂灵归来，不是为了安息，而是为了成为种子。埋在土里，长在街上，刻在人的心上。每当人们走过那些以他们名字命名的街道，或许并不会时时想起那具体的日期与细节，但某种厚重的东西，已经沉淀在这座城市的肌理之中了。那是一种底气，一种告诉后来人，这里曾有过怎样的牺牲，而我们又从何而来的、无声的讲述。
江水依旧东流，不舍昼夜。只是从那一天起，这江水中，便融进了两份属于武汉的、钢铁般的血性与忠魂。静静地，随着波涛，流向更远的地方，告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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