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跨越时空的美学对话

——关于昆曲《世说新语》的对谈

□ 刘旭东 王海波

昆曲世说新语》火了。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好评如潮,有的称其是“新中见根、旧中见新”,有的称其为“文学再造工程”,有的称其“以当代视角激活文化基因”,可以说是新时代中国戏剧的重要收获。昆曲《世说新语》是对六朝同名经典的改编和致敬。“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部经典在流传和传播过程中,不同的时空总会碰撞出不同的火花,引发不同的阐释和共鸣,昆曲《世说新语》同样如此。观看演出后,我们产生了一些自己的观察和体悟,基于此,有了这次关于昆曲《世说新语》的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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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昆曲《世说新语》系列有的已经很成熟、很出彩,有的还有改进和精进的空间,何以提升?”

昆曲《世说新语》火了。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好评如潮,有的称其是“新中见根、旧中见新”,有的称其为“文学再造工程”,有的称其“以当代视角激活文化基因”,可以说是新时代中国戏剧的重要收获。昆曲《世说新语》是对六朝同名经典的改编和致敬。“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部经典在流传和传播过程中,不同的时空总会碰撞出不同的火花,引发不同的阐释和共鸣,昆曲《世说新语》同样如此。观看演出后,我们产生了一些自己的观察和体悟,基于此,有了这次关于昆曲《世说新语》的对谈。

王海波:昆曲《世说新语》是小说《世说新语》和昆曲之间的千年之约,是罗周和省昆的又一次天作之合。罗周巧妙地将魏晋名士轶事重构为可独立可串联的折子戏系列,既守住昆曲本体规范,又以现代视角激活古典文本,构建了全新的昆曲视域下的“世说宇宙”,可以说是昆曲守正创新的标杆之作。以我们看过的十个折子戏为例,有的折子戏大家看了不约而同地都觉得好,有的折子戏大家觉得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打磨,不知道您是否有同感?以“翩若惊鸿”系列为例,您觉得,从编剧和文本角度来看,哪些是出彩的?哪些是需要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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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东:我觉得从编剧和文本的角度来看,其出彩之处主要有三点:

一是在历史留白处“点石成金”。罗周擅长从《世说新语》寥寥数语的记载或历史细节中生发出完整的故事。比如《结发》的原创性,《世说新语》及相关史料对曹丕、甄宓情感的记载多为只言片语或结局的惨烈。罗周在《结发》中大胆原创了二人初遇的情节,将政治联姻描绘成少男少女在乱世中相互救赎的温情时刻。这种处理并非戏说,而是基于人性的合理想象,填补了历史空白,让观众看到了人物情感的“起点”,从而为后续的悲剧埋下更深刻的伏笔。又如《赋洛》的留白艺术,《赋洛》一折取材于《文选》李善注等材料。文本处理上,剧中并未让甄宓(洛神)直接出场,而是通过曹植在洛水边的独白与想象来构建她的形象。这种“不写之写”完美契合了“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神韵,将“可见”的美升华为“不可见”的永恒想象,文本意境深远。

二是妙用“网状结构”,勾连散落典故。罗周的编剧法常被概括为“点状内容,网状结构”,在“翩若惊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见怜》的巧妙编织。该剧取材于《世说新语·贤媛》中南康公主欲杀李氏的故事。罗周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将桓温、郗超、谢安等魏晋名士“请”入戏中,让他们成为劝架的“损友”。文本通过这些人物的插科打诨和互动,不仅丰富了戏剧层次,更生动勾勒出那个时代的整体精神风貌——既有政治的紧张,也有人情的诙谐。

三是深入挖掘人性,重塑经典人物。文本对人物的刻画跳出了简单的脸谱化,赋予了他们复杂而真实的内心。比如,多面的曹丕。在《结发》和《赋洛》中,曹丕不再是《三国演义》里那个脸谱化的狠辣君主。《结发》展现了他年少时的青涩与冲动,《赋洛》则通过他赠送玉缕金带枕这一举动,细腻刻画了他作为丈夫、兄长和帝王的矛盾心理——既有对弟弟的试探,也有对甄宓的复杂情感。如果将两折戏连起来看,观众对曹丕这一人物形象的丰富和变化,是会不胜唏嘘的。可以说,这种立体化的人物塑造是文本的一大亮点。

归根到底,昆曲《世说新语》最出彩之处,是做到了与原著精神的一致。《世说新语》的灵魂不是那些零散的段子,而是魏晋名士那一份“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真性情。因此,该剧在形式上做减法(极简舞美),在内容上做加法(深挖人性),最终实现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美学对话”,让魏晋风度在昆曲的水磨腔中得以重生。

当然,也有需要提升之处。

首先,部分情节的合理性铺垫略显不足。尽管罗周的想象力丰富,但有时情节的跳跃或人物动机的转变稍显突兀,需要更细腻的铺垫。比如,《结发》的情感转折有些生硬。作为小说的文本,读者会用想象去合理化;作为舞台呈现,观众则需要更合理的铺垫和解释。剧中曹丕与甄宓从政治算计到真心相许的转变发生得非常迅速。虽然“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是戏曲常理,但对于习惯了严密逻辑的现代观众而言,这种“一见钟情”式的处理可能显得有些仓促,情感基础的建立略显单薄。又如,《赋洛》的心理动机:曹丕将甄宓的遗物送给曹植,这一行为本身就极具冲击力。文本虽然表现了曹丕的嫉妒与怨恨,但他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做出如此残忍且情绪化举动的心理博弈过程,还可以挖掘得更深,以增强其行为的说服力。

其次,文本的古典雅致与现代审美需要更加平衡。罗周的文本文采斐然,但有时过于密集的文学性表达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戏剧节奏的流畅性。比如,为了追求辞藻的华丽和典故的堆砌,个别段落的台词可能显得有些“掉书袋”,对于普通观众来说理解门槛较高,可能会造成观剧时的间离感。如何在保持文学性的同时,让语言更具动作性和通俗性,是持续打磨的方向。

总而言之,“翩若惊鸿”系列折子戏在编剧和文本上展现了极高的文学素养和创造力,成功地将魏晋风度转化为动人的舞台故事。未来若能在情节逻辑的严密性和语言的通俗化平衡上进一步打磨,将更具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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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波:昆曲《世说新语》是边创排边演出的,演出的时候往往以其中的几折组成一个篇章,如“大哉死生”“谢公故事”“情之所钟”以及“翩若惊鸿”等。以“翩若惊鸿”为例,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其中的四折戏都围绕魏晋时期的女性在写,如《见怜》写了南康公主和李氏,《结发》写了甄宓,《烹粥》写了阮秀,《赋洛》写了未出场的甄后。四折戏素描一般勾勒出若干魏晋女性,您觉得,这几个女性形象塑造得怎么样?能代表魏晋女性形象的风貌?编剧罗周是一名女性,您觉得,作为一名女性,罗周在对象选择和角色塑造过程中,有无性别代入?这种代入,是加分,还是减分?这个篇章中的女性形象能为今天的女性成长提供哪些人生启迪和情绪价值?

刘旭东: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富有现代视角的提问。以“翩若惊鸿”这一篇章为例,它不仅是昆曲《世说新语》系列中女性视角的集中爆发,更是编剧罗周作为女性创作者的一次精彩“发声”。

这四折戏通过不同身份、不同命运的女性(公主、亡国妃、名士妻、神话偶像),构建了一幅立体的魏晋时期女性群像。我想从形象塑造、性别视角及现代启迪三个维度,稍作分析:

一是形象塑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四种风度,一种风骨”。

“翩若惊鸿”并没有塑造千篇一律的“完美女性”,而是展现了女性在面对命运时的四种不同姿态,她们的形象被塑造得极为鲜活且具有代表性。《见怜》中的南康公主是从“妒妇”到“共情者”的觉醒。这一折最精彩之处在于颠覆了史书中“悍妇”的刻板印象。罗周将“我见犹怜”的典故升华为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南康公主从提剑杀人的“妒”到面对李氏时的“怜”,展现了女性在男权(丈夫桓温)夹缝中,从竞争走向理解的心理转变。它代表了魏晋贵族女性不被礼教完全束缚、率性而为的真性情。

《见怜》《结发》中的李氏和甄宓,则写出了绝境中的尊严与柔韧。李氏是亡国之女,她面对刀剑时的从容;甄宓是乱世佳人,她在政治婚姻中的挣扎与温柔,都被赋予了极高的悲剧美感。特别是《赋洛》中甄宓虽未出场,却通过曹植的视角成为一个完美的精神符号。她们代表了乱世红颜“哀而不伤”的生命力,即便身为附庸,依然保有精神上的高贵。

《烹粥》中的阮秀,反映了智慧型主妇的“高配”人生。这是全剧最接地气的一折。阮秀以煮粥喻理,劝诫丈夫许允“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她不仅是贤内助,更是丈夫的政治导师。这一形象代表了魏晋时期知识女性的崛起。她们有学识、有见地,能够通过智慧在家庭和政治边缘发挥影响力,展现了女性的理性之美。

二是女性视角,为剧作赋能。

编剧罗周作为一名女性,在对象选择和角色塑造中,显然有着强烈的性别代入感和女性主义关怀,这无疑是极大的加分项。

首先是选择的偏爱:她避开了《世说新语》中那些被男性视角物化的女性故事,而是特意挑选了能体现女性力量(如阮秀的智慧)和女性情谊(如南康与李氏)的故事。她甚至为历史中失语的女性(如甄宓)补写了内心独白,让她们从男性的附属品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主角。

其次是塑造的温度:在罗周笔下,这些女性不再是史书里冰冷的“烈女”或“才女”标签,而是有恐惧、有爱恨、有算计也有豁达的“人”。这种代入感让剧本跳出了传统戏曲中“才子佳人”的俗套,多了一份现代女性的独立审视。她写的是魏晋女性,但注入的是对现代女性处境的思考。

三是现代启迪:今天的女性能从中学到什么?

“翩若惊鸿”中的女性形象,对于今天的女性成长提供了极高的情绪价值和人生智慧:

首先是建立“女性同盟”,拒绝内耗。南康公主与李氏的故事告诉我们,女性之间不必是“雌竞”的敌人。在面对共同的困境(如男权社会的压力、职场的不公)时,“同理心”和“互相欣赏”是化解戾气的良药。今天的女性更应学会欣赏彼此的美,建立互助的同盟。

其次是拥有“核心价值”,活出精神独立。阮秀告诉我们,女性的魅力不仅在于容貌,更在于“不可替代的智慧”。无论身处何种身份(妻子、母亲、职员),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智慧,才是立身之本。不要依附于人,而要通过提升自我来赢得尊重。

第三是保有“生命韧性”,在逆境中优雅。李氏和甄宓的命运虽然坎坷,但她们在绝境中依然保持了尊严。这启示现代女性,在面对生活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失恋、失业、变故)时,“柔韧”比“刚强”更有力量。像水一样适应环境,同时保持内心的清澈与高贵。

最后是忠于“真我”,追求本真生活。魏晋风度的核心是“真”。无论是南康的直率还是阮秀的通透,都体现了做自己的勇气。在现代社会的重重压力下,女性更应倾听内心的声音,不被世俗标准绑架,活出属于自己的“林下风致”。

总之,“翩若惊鸿”篇章通过罗周的妙笔,成功复活了魏晋女性的“魂”。它证明了女性视角的创作能让古典文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些1800年前的女性形象,她们的智慧、气度与深情,依然是今天女性在成长路上取之不尽的精神宝藏。

(本文有删减)

刘旭东系江苏省文联原一级巡视员

王海波系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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