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重庆郊外的审讯室里传出门闩碰撞的闷响，被押进来的瘦小男子神情恍惚。看守低声嘟囔：“就是他？”办案军官点头，却没多说。此人正是三年前让东北战场险些改写剧本的王继芳。旅途颠簸，加之冷风扑面，他裹紧棉衣，仍挡不住从心底冒出的寒意——接下来没有侥幸可言。
时间拨回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刚刚胜利，中共中央决定把战略支点压在东北，“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八字方针确定后，各解放区先后抽调十一万部队与两万多名党政干部东进。那支队伍里，林彪、罗荣桓带着他们的“王牌”进山、过江、入关，林彪曾拍着身边小参谋的肩膀说：“东北舞台大，干头可多。”小参谋正是王继芳，年仅二十七，患过疟疾的他在长征草地上被同志轮流背出，如今身体算不上硬朗，却赶上了打天下的黄金段落。
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扩至二十七万，沈阳、长春等城市短暂插上了红旗。苏军撤离的脚步刚落，国民党接收大军已在渤海湾外列队。杜聿明麾下的第七十一军、第五十二军先后登陆，企图抢占铁路和粮仓。林彪的司令部忙得像个沸水锅，作战科长王继芳来去匆匆，地图、密码本、电话机整夜亮着灯。
战场形势很快翻转。一九四六年三月，国共停战协议墨迹未干，杜聿明就以十一个师向四平、长春方向猛扑。外战渐紧，内里却暴露出招兵质量良莠不齐的短板：农民、伪满残兵、土匪武装一股脑涌进军营，纪律松散，身份审核也难做到滴水不漏。罗荣桓后来直言：“队伍膨胀快，骨头却没跟上长肉。”
危机中的四平保卫战从五月初打到六月初，主力掩护机关后撤。司令部设在梨树屯，一片民房拼成临时指挥中心。五月十八日夜，林彪巡视完阵地，回到屋里找人汇报火力分布，王继芳却不见踪影。警卫说他“去仓库搬文件”。林彪只皱了下眉，并未多想。谁料第二天夜里，敌军一个连借铁路突进，位置竟踩得极准，像是提前画好点位。第三天，国民党小分队甚至敢冒进到一个团的纵深后方搜捕伤员，这在此前从未出现过。
“情报有鬼！”林彪拍案，脸色泛白。几番排查，公文包和密码本下落不明，作战科长依旧失联。前线传来消息：廖耀湘部抓到一名“自称共军参谋”的投诚者，对方提供了阵地坐标、兵力分布、后勤通道，正与杜聿明面谈。特情科一对照，全部对上。那一刻，司令部每个人都明白——王继芳叛变了。
关于叛变原因，最流行的说法是“为情所困”。梨树屯外三里有个三青团女区队长，王继芳与其暗通曲款。有人说他被美色利用，有人说他本就心思浮躁，真假已难取证。可以确定的是，他带走的文件让国民党彻底放下顾忌，从运动战改为穷追猛打，结果是东北民主联军在六月底前后又减员数千，数个地方武装趁乱脱逃。
林彪震怒之余，火速更换暗号、重编通信渠道，可损失已造成。罗荣桓循例写了一份内部检讨，他在批注里提到：“这不是孤立个案。长春撤哈尔滨途中，散兵成堆，缴械的新兵认枪不认人。情绪滑坡，绝非一人背叛那么简单。”黄克诚也向中央报告，指出伤亡一万五千、营以上干部离岗比例高，不少人“装伤装病”躲到后方。
有意思的是，杜聿明和情报部门很快发现王继芳“货不多”。除了司令部旧密码、若干部署草图，他级别毕竟有限。林彪那边一换密钥，他手里的宝贝顷刻贬值。可蒋介石仍急需宣传样板，于是保密局给了个“少将参议”头衔，把他送去南京养闲。一时间，他衣锦还乡，又回梨树镇接走女友，甚至向老部下打听新动向，嚣张得令人咋舌。
转机在同年冬天出现。美国特使马歇尔强力施压，蒋介石被迫对东北战事踩刹车。林彪抓住宝贵窗口，指挥部队北渡松花江，利用漠河林海、嫩江平原重整旗鼓。随后二线兵团成形，“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相继奏效，一九四八年秋，东北野战军已膨胀到一百零三万，不仅补齐装备，还练出了昼夜机动作战的硬本领。辽沈战役打响时，廖耀湘兵团被围歼于辽阳以东，曾经倚重的“王牌师”尽成俘虏。
随着局面反转，王继芳的后台日渐式微。他索性隐居重庆，娶妻置业，妄图洗白。然而战争滚滚向西。二野克复重庆的第二天，情报人员便在嘉陵江边的小旅店逮住他。被押解上路前，他喃喃道：“早知如此——”话没说完，被看守厉声喝止。十二月中旬，他乘专机押送到武汉，军法处依据《惩治汉奸条令》迅速判决，枪决令在空军机场当场执行。
王继芳的名字，后来被尘封进一纸档案。对于东北民主联军而言，那场背叛提醒了两件事：第一，人员成分复杂，必须严审严管；第二，思想教育断不得线。罗荣桓在总结里写下八个字——“以骨干固队，以纪律励兵”。此后，部队再未出现类似规模的泄密事件。盛夏梨树屯的微风，早已吹散硝烟，但那口因叛变而留下的沉痛教训，依旧冷得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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