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1月的郑州已是寒风刺骨，黄河南岸的豫剧院排练厅却热气腾腾。常香玉披着一件旧棉衣，正盯着舞台上年轻学员的身段。排完戏，她瞧了眼手表，掐着点赶往省委做汇报——那是她递交入党申请后的第五次谈话。此次谈话依旧没有结果，她默默把笔记本合上，神色平静，却在返程的公交车上攥紧了袖口。
追溯常香玉与党组织“相看两不厌”的缘分，要从抗美援朝说起。1950年，她卖掉金首饰，带团义演，半年跑遍关中、江淮，凑足15亿元旧币，为空军买了“香玉剧社号”。数月之间，戏迷口口相传：“香玉把绣花鞋卖了，也要给前线添把子力气。”国家认可了她的拳拳赤子心，授予奖章，可她想要的却是另一枚——胸前的党徽。
1951年秋，她第一次写入党申请。组织考虑她的家庭情况，没有表态。丈夫陈宪章曾是三青团书记，如今虽已脱离，但政治审查依然严格。此后八年，她逢年必写申请，件件置之高阁。有人劝她“舍小家、保大局”，与丈夫划清界限，她听完只一句：“不能割义气，更不能割良心。”
1956年，河南省豫剧一团改制为省豫剧院，她出任院长。上任第一天，把积蓄和戏箱交公，又把个人所得统统上缴，月薪按剧团里普通演员标准领取。有人不解，她笑说：“戏里戏外都要干净，心里才踏实。”这一年，她44岁，舞台上的穆桂英依旧亮堂，但幕后的谜团仍无解——为何一个贡献突出的艺术家，却迟迟难获党籍？
转折点出现于1959年12月。邓小平南下视察民情，抵郑州当晚，省委负责同志在招待所汇报地方文教工作。说到常香玉时，邓小平问：“她入党了吗？”得到否定答复，他眉头一皱。会后，他把省里分管宣传的领导单独留下，只说了一句：“常香玉是把革命戏唱到炮火最前线的人，河南解决不了，就让中央来解决。”语气不高，却掷地有声。
省委立刻行动，对陈宪章的历史材料复核，调阅地下党档案。原来，陈宪章在豫西抗日前线曾为地下交通站送情报，其功绩先前无人整理。补充材料送抵北京，仅用十天，陈宪章被定为“有历史问题已处理，不影响配偶政治审查”。堵在常香玉面前的那道墙，轰然倒下。
1960年5月22日清晨，郑州东大街党校礼堂悬挂着鲜红旗帜。宣誓仪式简朴，参会者不足二十人。常香玉穿着灰色中山装，额头沁汗。轮到她宣誓时，声音略带豫东口音，却铿锵有力。邓小平未能亲临，但亲笔批示的“同意”两个字随文件送来。主持人念完批示，台下掌声一片。晚些时候，省委干部悄悄对她说：“小平同志还留话：‘以后有什么难处，先找组织’。”
入党后的常香玉更加忙碌。1961年，她顶着财政紧张的压力拍《破洪州》；1965年，她带病演《朝阳沟》，获毛主席接见。舞台换了景片，观众换了面孔，唯一不变的是“戏比天大”的信条。有人统计，从1950到1980，她义演超过两千场，捐款、赈济、助学，金额难以细算。
有意思的是，她鲜少谈及自己入党波折，偶尔提起，也只是淡淡一句：“党给我舞台，我给党唱一辈子戏。”倒是陈宪章，在家里逗孩子时曾打趣：“要不是你妈脾气倔，咱俩早成‘革命夫妻档’了。”常香玉瞪他一眼，笑骂：“少在孩子面前说闲话。”
时间快进到2004年5月。病榻旁，弟子低声问：“师父，您还惦记什么？”她闭眼却清晰回答：“党费交了没？”话音落下，屋内静极了。6月1日，她的生命定格在81岁。讣告发出，许多老兵赶到郑州吊唁。他们带来一枚斑驳的“志愿军荣誉章”，郑重放在灵前。
试想一下，一位出身贫寒、曾被族亲剔除姓氏的戏子，如何跨越社会等级，又如何由被拒之门外到举拳宣誓？答案并不复杂——时代需要担当，个人需要信守。1959年那句“河南不能解决，就由中央解决”，不仅为常香玉打开了通往党组织的大门，也提醒后来人：真正的贡献者，理应得到历史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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