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鸭绿江上空的美机轰鸣声尚未散去，中央军委大楼里却已在为下一场更漫长的博弈做盘算。如何让刚刚成立一年的共和国撑起空地海一体的安全屏障，是摆在每一位将领面前的难题。陆军几十万大军雪地里鏖战，空军拼尽全力护航，而此时的海军，装备与编制仍停留在老式炮舰的格局。
朝鲜战场暴露的，并不只是制空权短板。半岛东岸的元山港、我国东南近海的炮火与骚扰，都在提醒决策层：如果海面之上没自己的双翼，岸线就是缺口。年轻的海军参谋长罗舜初拿着厚厚一摞文件，频频往海军司令肖劲光办公室跑，两人在地图前排兵布阵——他们要的不只是舰艇，还要飞机，还要一个全新的兵种：海军航空兵。
1952年7月的军委扩大会成了对这个想法的第一次检验。会场烟雾缭绕，预算表、作战图、情报电文堆满长桌。罗舜初声线偏高，在讨论中显得格外突兀；很多与会者却更在意另一件事——钱不够。抗美援朝的枪炮声尚未停歇，空军等着米格机，炮兵喊着要补充苏制榴弹炮，后勤还有无数条生产线没开足马力。彭德怀主持会议，眉眼里写满压力，他只说了一句：“你得考虑国情。”话虽短，分量却压得人透不过气。
罗舜初在军职不过数年，可他了解大洋真正的残酷。空军虽有战斗机，却受航程限制；岸基雷达一旦沉默，海上编队就成了聋子。罗舜初翻开报告，指向一处统计：美国海军航空兵在太平洋战区的出动架次，是海陆分离部队的三倍，护航效率更高一倍。会场陷入沉默，随后散作茫然的低语，却始终没人给出肯定答复。
彭德怀按下发言器，转向下一议题，似乎要把这场争论封存。罗舜初猛地起身，声音打断主席台流程：“这事不能拖。”一句话，炸响在会议室。官阶与年纪的差距被顷刻抹平，空气顿时灼热。按照惯例，年轻参谋长敢这么顶撞，后果不难想象。彭德怀脸色沉似铁，会议草草收尾，文件却被他带走。
关起门后，彭德怀连夜翻阅资料。海防的屡次被动、七十年代将临的海空对抗雏形、美国“中途岛”级航母在台海的巡弋——一条清晰脉络让老帅改变了看法。几日后，他将罗舜初的报告以及亲手加注的批语送至总理办公室，调子只剩四个字：火速批准。
1952年12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复筹建海军航空兵。首批飞行员从空军挑选骨干，在辽东海岸秘密集训。苏制拉-11战斗机螺旋桨轰鸣划破了渤海上空，也宣告人民海军拥有了自己的“空中护盾”。那一刻，罗舜初的“倔劲”转化为现实战力。
然而资金捉襟见肘的问题没有随之消散。1953年夏天，罗舜初又递交申请：从苏联订购两艘最新型I级驱逐舰，单价四千万卢布。会场一片哗然，这可是能装备整整一个航空师的银子。有人小声提议，先买一艘凑合用。罗舜初在资料堆里抬起头，耐心解释：单舰远航既缺协同又缺补给，两艘才能形成最小作战单元。老帅沉吟良久，转而说：“去找周总理。”
周恩来面对熟悉的预算数字，也皱了眉。罗舜初复述同一个论点：驱逐舰编队需要双舰互为掩护，否则不过漂浮靶标。总理笑了笑：“这理由倒还算扎实。”批示的落款不久便送回军委，八千万卢布的款项付诸实施。
外界流传的“年轻参谋长两次顶撞彭老总”故事，在军队里成了另一种教材：原则可争，底线不破。罗舜初依然脾气直，他说参谋就是“掏心窝子给首长提意见”；彭德怀依旧严，他需要有人时时提醒资源的局限。两种性格互补，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头，演了一出合奏。
驱逐舰抵达旅顺的那天，海面飘着细雪。罗舜初站在码头，摸着刚刷好的灰色舷号，久久不语。有人悄声问他：“参谋长，值吗？”他只抬手指向远处的浪头，仿佛那片无垠才是真正的答案。
数年后，中国海军完成首次远洋训练，海军航空兵也在南海支援了守礁部队。看似源于会议桌的一场争吵，其实是一次战略方向的确认。罗舜初坚持的，是在狭窄预算里抢先迈出的半步；彭德怀担心的，是全国经济负荷能否承受；当这两股力量相互摩擦，火花点亮的不仅仅是海空协同，更是一支现代化海军雏形。
彭德怀晚年整理文件，找到当年那页批语，笑称自己“被小同志逼着做了功课”。相片里，他与罗舜初并肩，一人着陆军呢大衣，一人着海军呢大衣，背景是一架海航的伊尔－28。对错已随风，但那股子敢言敢当的劲头，却在一浪接着一浪的海声里，一直传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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