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北京画院整理出版《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笔者受命主编第十卷《综合卷》，第一次系统整理了齐白石的藏品、信札和遗物，发掘出许多不会人知的史料。其中，有一本《齐白石年谱》稿本引起笔者的关注。该稿本高28厘米，宽21厘米，无封面，全为竖排格状稿纸装钉而成。这是一本用钢笔誉抄的手稿，上面还夹了很多大小不一的纸片，上面有另一人用毛笔书写的按语和补充的大量内容。首页有胡适用毛笔题写的“齐白石年谱。胡适。”并钤“适”白文印。该印从印风看为齐白石所刊，收入《齐白石全集》第八卷篆刻[1]。右侧用红笔再题：“稿本敬赠 白石老人。胡适。卅七(1948)，十一，十八日。”中间有一行与内文笔迹相似的钢笔字：“卅六年八月七日写成初稿。”右侧有黎锦熙题：“黎锦熙。卅七年十一月七夕，校补暂去一段落，校补处不尽写在此中，另缮清稿。”钤“黎锦熙”印。
胡适《齐白石年谱》初稿本
北京画院珍藏的遗物中另有一册1949年由商务出版社出版的由胡适、黎锦熙、邓广铭合编的《齐白石年谱》。
胡适、黎锦熙、邓广铭合编《齐白石年谱》
商务印书馆1949年出版
两相对照，本文试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梳理出三位学者共同编写《齐白石年谱》的过程及这本年谱的特色与三位学者不同的贡献。
一、三位学者的合作
胡适在《齐白石年谱》的序言中说：“民国三十五年(1946)秋，齐白石先生对我表示，要我试写他的传记。有一天他亲自到我家来，把一包传记材料交给我看。我很感谢他老人家这一番付托的意思，当时就答应了写传记的事。”[2]据张涛博士研究，1946年10月14日齐白石在四子齐良迟、护士夏文珠的陪护下，与溥心畬同赴南京、上海办展，盘桓月余，于11月24日返回北平。[3]如果他去胡适家是1946年的秋天，那么很可能是他去南京之前。齐白石为什么在此时请胡适为自己作传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胡适的社会影响力，而且胡适在提倡写传记史学方面功莫大焉。胡适不仅自己带头写传记，而且还劝人写传记，他说过：“我在这几十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他写的传记《四十自述》、《李超传》、《章实斋先生年谱》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作品。[4]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1946年7月底，这位曾经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刚刚从美国经上海回到北平。在抗战时期胡适任驻美大使，为中国抗日战争争取美国援助做出卓越贡献，此时刚刚结束在美国的学术研究和讲学，1945年9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1946年6月5日，胡适由美启程回国，在海上航行30天，于7月5日抵达上海。回国后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他在南京、上海勾留20余日，会见了许多朋友、政客和名流，京沪两地住所都积有两寸厚的名片。月底才到北平，住进东厂胡同1号一所十分阔绰的宅院。9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5]
胡适虽然答应为齐白石作传，但拥有崇高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他却面临着繁重的各种事务，一时腾不出时间来做这件工作。1946年10月10日，他主持北京大学复员复校后的开学典礼。11月11日飞南京，出席于15日开场的国民大会，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会后，蒋介石想请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被胡适婉拒，全心投入到北京大学复校工作中，立争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1947年，他曾提出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6]即发展高等教育的十年计划，建议政府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在第一个五年之内，办好北大、清华、浙大、武大和中央大学等五所重点大学，使它们成为学术研究的大本营;第二个五年再办五所，以求‘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但在抗战后国共和平谈判破裂 ，内战爆发之时，这几乎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1947年5月，国统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展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北平的学潮，以北京大学为重要中心，更是来势不凡;也弄得胡适校长应付不暇，处在既不敢得罪政府又不能对不起学生的两难境地。
因此，直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暑假，胡适才开始研究齐白石交给他的材料。“把一切有年月可考的记录分年编排，有时候也加上一点考订。当初我本想完全用白石先生自己的话作材料，所以我曾想题名作《齐白石自述编年》。”[7]北京画院收藏的这份稿本很可能就是这个稿本。但胡适发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齐白石的年龄，总是差两岁，便等待他的好友黎锦熙回来解答，但当时黎锦熙回湖南去了，此事只得放下。
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不断高涨。蒋介石又想借“民主宪证”来挽救即将坍塌的政权，1948年3月在南京召开行宪的第一次“国民大会”，胡适作为国大代表参会，蒋介石曾假意提议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自己做行政院长。胡适书生气地认为蒋介石很诚恳，被蒋玩弄于股掌之上犹不自知。最后，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帮着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并以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蒋致送当选证书。但这次大会没能挽救国民党政府覆亡的命运，1948年9月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便风雨飘摇，土崩瓦解了。
黎锦熙直到1948年4月才回北京。6月，胡适把原稿送给他，诚恳地请他与自己合作。黎锦熙收到稿件后，觉得“第一，所据白石‘自述’材料本身偶有错误，胡先生多用考证的方法发现出来，最好就请白石先生本人在原有材料上自行改正。第二，原有材料实在还不够的，更需要他自己‘用喉舌代纸笔’，即他学画和刻印的过程，他的生活和他的艺术进展的关系，我虽然也略知道一些，可是并非本行，还得向他做过较长时间的访问。”即用“口述历史”采访的方法进行增补与订证。于是，从7月起，黎锦熙“过门辄入，促膝话旧”，用了半年的时间，添补了很多宝贵的材料，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的篇幅。但是他发现齐白石年近九十，很多事情自己也记不清楚，比如“五出五归”，胡适考证出“三出三归”，问他自己，他自己也不能断定，只说，“或者有两出两归是在已酉以后吧!”当时齐白石三子齐子如和次女阿梅也在北平，他们那时尚幼，也不敢断定。黎锦熙突然想起自己的日记是从1903年写起的，当中有不少关于齐白石的记载，正好在北平，便找来查证，得到他“四出四归”的证据，还有“一出一归”是在1909年的前一年，当时黎锦熙已经到了北京，所以日记中没有记载，于是，他发现访问还不如旁证曲引的考证，于是把自己的日记作为旁证的材料。只可惜他的日记有数十册，并且从民国十一年(1922)起改用注音符号写作，从民国十六年(1927)起，又改用译名符号的国语新字，要查某人的姓氏名号，不如汉字之容易映入眼帘，非有工夫一行一行细看不可，所以只来得及查到民国十三年(1924)，后来就没有逐年逐月检寻日记了，只把有关的事情抽查几处，补入注中。黎锦熙去世后，家属将其遗物捐献给国家，其日记八十多本现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希望今后能整理出版，相信能从中发掘出一些新的史料。
黎锦熙修改完的稿子1948年11月返回，便是北京画院珍藏的这本手稿。胡适又将稿件交给他的学生，也是好友的邓广铭，邓广铭引用八卷本的《白石诗草》的材料中的传记材料，还查检了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湘绮楼全集》，姚华的《弗类堂类稿》、罗正钧的《劬庵文稿》和瞿鸿几的诗选墨迹、易顺鼎的《琴志楼丛书》、陈师曾、罗瘿公和八指头陀等人的遗诗，但只在《湘绮楼日记》有找到几处记载，在其余书中，只偶有涉及齐白石之处，也只有樊增祥的诸人的遗集。本来他想去拜访一些齐白石的朋友和学生，比如陈半丁、徐悲鸿、王雪涛。但1948年12月15日北平已被人民解放军围困成了孤城。出门访人大非易事，只好作罢。
邓广铭的工作尚未做完，胡适见国民政府大势已去，12月15日，便同他的夫人江冬秀乘蒋政府专机，仓皇飞往南京，做了北京大学的一名“不名誉之逃兵”。临行时，东西也来不及收拾，只捡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引退”。4月，胡适也乘船逃亡美国，踏上了他晚年飘零而凄惶的途路。[8]
在1949年年初的几天，邓广铭夫妇和他们的大女儿可因分工合作，抄成《齐白石年谱》定本，寄给胡适。胡适本来想请徐悲鸿审查年谱并挑选齐白石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来做该书的附录，但当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只好由汪亚尘夫人和顾一樵(毓琇)[9]先生从他们收藏的白石作品中挑出一些精品来做附录。
三人又分别为年谱做了序跋[10]，民国三十八年(1949)3月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此时北平已经于1949年1月31日解放，离上海1949年5月27日也不到三个月。因此，这本《齐白石年谱》是在隆隆的炮声之中完成的。
二、年谱的依据
在编写《齐白石年谱》之前，胡适与齐白石并无交往，对于齐白石的生平事迹也无了解。因此，齐白石交给胡适“一包传记材料”，这些数据报括：
(一)《白石自状略》(白石八十岁时自撰，有几个不同的本子)
(甲)初稿本
《白石自状略》初稿本
(乙)初稿钞本
《白石自状略》初稿钞本
(丙)初稿修改后印本(《古今半月刊》第三五期)
(丁)写定最后本
《白石自状略》写定最后本
(二) 《借山吟馆诗草》(自写影印本)
《借山吟馆诗草》 1928年自印本
(三) 《白石诗草自叙》
(甲)初稿本
(乙)改定本
(四)《三百石印斋纪事》(杂记稿本)一册
(五)《入蜀日记》残叶
《蜀游杂纪》
(六)《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白石自撰)
《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
(七)《白石诗草》残稿本，这里面有时杂记的事，共一册
(八)《借山图题词》(壬申抄本)一册
题《借山馆图》 王闿运 镜芯 纸本
29.5cm×48cm 1904年 北京画院藏
题《借山吟馆图》 樊增祥 镜芯 纸本
29.5cm×46.5cm 1903年 北京画院藏
(九)《齐白石传》(未署名，似系王森然作，抄本)一册
(十)白石老人杂件(剪报、收函等等)一小包。
这些数据中，这些材料除了《三百石印斋纪事》之外，现在还有不少仍保存在北京画院，据《白石老人自述》记载：“民国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我六十一岁。从本年起，我开始作日记，取名《三百石印斋纪事》。只因性懒善忘，隔着好几天，才记上一回。”这本日记一直记到1938年，当年12月23日，齐白石才五岁的第六子良年死了，“不料我有后望的孩子，偏偏不能长寿，真叫我伤心!又因国难步步加深，不但上海南京，早已陷落，听说我们家乡湖南，也已沦入敌手，在此兵荒马乱的年月，心绪恶劣万分，我的日记《三百石印斋纪事》，无意再记下去，就此停笔了。”这本持续了15年的日记现在不知下落，的确是一大损失。不过，奇怪的是，齐白石的日记并非始于《三百石印斋纪事》，他的第一本日记应该是《癸卯日记》(1903年)，后来还有《寄园日记己酉重游广州》(又题作《己酉东粤旧游日记》，1909年)《己未日记》(1919年) 《庚申日记并杂作》(1920年)《辛酉日记》(又题作《白石杂作，辛酉白石题》，1921年)《辛酉五次北上纪事》(1921年)《壬戌纪事》(1922年)《蜀游杂记》(1936年)《丙子廿五年也》(账本，内含《齐璜生平略自述》《邮局可恶》二文，1936年)不知为什么齐白石没有提供给胡适。从《年谱》中引用《三百石印斋纪事》的条目看，这本日记并未按日记事，可能是齐白石有选择地记述一些重要事件的一本记事本，与其他日记具体到每一天有所不同，所记之事在现存的日记中亦未发现。而齐白石现存的日记会表露他内心深处最隐密的思想与情感，他在世之时，当不轻易示人，故未提供给胡适。
其余的材料现在几乎都收藏在北京画院。其中《白石自状略》作于1940年，《借山吟馆诗草》影印于1928年，《自石诗草叙》作于1933年。《入蜀日记》作于1936年。《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作于1926年。《借山图题词》是齐白石请他的朋友或当时文人为他的《借山图》卷做的题跋，尺寸和装裱形式几乎完全相同，但未成册，现存的约有46件，其中既有家乡湘潭的师友，如：王闿运、黎承福、谭延闿、黎承绮、宋焕卣、王训、张仲旸、陈少蕃、夏寿田等，也有他在“五出五归”中新认识的友人，如樊樊山、徐崇立、曾熙、曾炳熿、余诚格、汪诒书、金鹤翔等，定居北京后请夏寿田、杨增荦、方表、陈嘉言、朱德裳、杨度、陈师曾等人。这些题跋，不仅扩大了齐白石山水画的影响，而且从中也可寻觅他的一些生平数据。
在给胡适的材料中有一本《齐白石传》(未署名，似系王森然作，抄本)，这个抄本现也在北京画院。
王森然《齐白石传》抄本 北京画院藏
1940年，王森然在《中国公论》[11]上发表《齐白石先生评传》，分别发表于第二卷第六期，第三卷第一期、第二期。
王森然发表在《中国公论》上的《齐白石先生传略》
王森然与齐白石早有交往，所以提供许多生活细节，比如为什么齐白石不愿让人照相：
乙亥夏，叶浅予偕梁白波女士来平，至舍下见先生赠余拜石谈论甚喜。强邀余共访之。先生一见如故，尽生平欢，浅予为先生在葡萄架下摄影，并参观先生作画，先生赠浅予松鹰一幅，赠白波虾一幅，以作纪念。数日后周维善来舍下，见案上有先生像一帧，颇似林森，遂用漫画之笔速写之，余喜，装制镜中赠先生，先生绘东方朔三窃图以报维善。是年秋，郑景康将有沪上之行，欲一覩先生颜，余偕往，在借山吟馆，摄影十二帧，并放大一帧，均赠先生，先生又以大虾一幅报景康，待景康南下，则客室概不招待画像照像之镜悬矣。是盖对余而发也，思之歉然无已。[12]
王森然在《齐白石先生评传》中还多次提到齐白石与王闿运的关系，如：早年读书“尤喜读王闿运诗集，咫尺随声，事闻于壬父老人，召之唔，比见，列为门樯。”[13]“昔湘绮偶见其画，甚欣赏之;及读其诗，阅其刻印，益惊其才，收为弟子。”“先生客厅中所置之镜框中，最能表现其忠孝之诚者：一为王闿运先生之放大像;一为其祖母马孺人墓志铭(笔者按：这篇墓志铭也是王闿运为其祖母所撰，王森然还全文抄录了这篇墓志铭)。
马孺人墓志铭铭之一 王闿运 托片
每页 31.8 cm×35.5cm 1911年 北京画院藏
马孺人墓志铭铭之二 王闿运 托片
每页 31.8 cm×35.5cm 1911年 北京画院藏
盖不忘其师不忘其亲也。”[14] “先生每与余谈，必追述往事，述往事必首及湘绮故事，若不胜恋念者。……先生无时无地不思念其亲师。今乃旬老叟，食不忘亲，谈必尊师，是诚近代绝无仅有之仁人孝子也。”[15]
王森然引述了大量齐白石诗歌、润例、自序、告白、别人给他作的序跋之类等，第一手材料颇为丰富，有些现已无从查找，因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他与齐白石往来较多，述其交往之事，颇为生动，齐白石的性格爱憎跃然纸上。但此传行文略显随意，未按时间顺序，且引述诗文较多，对于齐白石的绘画评述较少。最为关键的是，王森然作为齐白石的好友，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出生年月，在《齐白石先生传》(上)中推断其“生于前清咸丰九年已未 (一八五九)，现年八十二岁。”[16]
在齐白石交给胡适的传记材料中，也没有我们现在很熟悉的《白石老人自述》，这是因为当时这本自述还未完成。1933年春齐白石在其弟子张次溪[17]家见到著名文人金松岑[18]所作文字，甚为敬佩，说这样好的文章，真可算得千古传作。于是张次溪便介绍二人缔交，齐白石还很高兴地画了一幅《红鹤山庄图》托张次溪转寄金松岑，作为两人订交的纪念，同时希望金松岑能为他也作一篇传记。从那时起，老人开始自述他一生的经历，叫张次溪笔录下来，随时寄给金松岑。自述材料刚写到一半，卢沟桥事变爆发，张次溪回了南方老家，中间虽有短期回北平，但未来得及与齐白石畅谈，直到抗战结束，1945年，笔录的事情又重新开始，但金松岑1947年1月去世，老人觉得很失望，但他还是希望张次溪能继续完成记录，一直到1948年为止。当时老人已经86岁高龄，“身体渐渐有点衰弱迹象，坐得时间长了，似乎感觉异常劳累，说话也不能太多，多说就显得气促力竭。”而且张次溪本人当时患高血压，遵医嘱在家休养，笔录就告一段落。一直到老人1957年辞世也未能再续。1962年，张次溪将口述材料整理完整后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以《白石老人自传》出版[19]，责任编辑是齐白石的学生卢光照。而张次溪又在“自述”基础上补记1949年后的事迹整理出版了《齐白石的一生》，直到1989年才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因此，1946年，齐白石请胡适作传时，他的自述还在进行中，所以未交给胡适。
作者系北京画院学术研究部主任
（文章选自《齐白石研究》(第五辑)，文章未完待续。）
注释：
[1] 齐白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齐白石全集·第八卷：篆刻卷[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81.
[2] 胡适、黎锦熙、邓广铭合编.胡适.齐白石年谱·序一[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1.
[3] 张涛.世乱身衰重远行——齐白石1946年南下展览考//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四辑) [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6.
[4] 苏育生.胡适与齐白石//书屋[J],2007(9):77.
[5] 易竹贤.胡适传[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377.
[6] 独立时论集(第1集) [M] .北平独立时论社，948:143-145.
[7] 胡适、黎锦熙、邓广铭合编.齐白石年谱·序一[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3.
[8] 易竹贤.胡适传[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387.
[9] 顾毓琇，字一樵(1902—2002)，江苏无锡人。集科学家、教育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于一身，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文理大师。
[10] 胡适的序作于1949年2月9日，黎锦熙的序作于1949年1月4日于北平语小社，邓铭的跋作于1949年1月12日写于北平东厂胡同一号。
[11]《中国公论》半月刊于1937年7月21日在上海创刊，为大型学术性月刊。主编钱亦石，编委有王志莘、杜佐周、张志让、张仲实、郑振铎、钱介石等。1937年8月20日出版第2期后，曾和《世界知识》、《国民》周刊、《妇女生活》联合出版《战时联合旬刊》4期。《中国公论》半月刊创刊号发刊词中指出该刊的目的是确保民族生存，排除民族障害，创造民族新国家，修养国民人格，讨论革命方略，研究建设计划，实现中国国民公共之要求，宣泄中国国民公共之意见，一切以国家民族之公利公益为前提，树立一种主张公是公非、不屈不挠之公论。时评有大仁的“第四执监会与全国代表大会”，鸣九的“革命时代筹款果可不择手段乎”，杨正宇的“江苏大学之免费风潮”，鲁公的“陈铭枢与粤主席”。专论有杨正宇的“革命党之专政与共进展性”，郭文鹤的“建设中之银行政策”，陈柱尊的“大学院应当注意之问题”。还刊登了乙未生的“战后法国财政经济之恢复”，吴自强的“日本众院选举之结果观”，刘士木的“日本侵略南洋之况与我华人今后的觉悟。
[12] 《中国公论，第二卷，第六期。82页。
[13] 《中国公论》第二卷第六期，第80页。
[14] 《中国公论》第二卷第六期，第83页。
[15] 《中国公论》第二卷第六期，第84页。
[16] 《中国公论《第二卷，第六期。80页。
[17] 张次溪(1909-1968)，字次溪，广东东莞人。少时，随父母在京生活。张次溪家境富裕，位于左安门内新西里三号的张宅，原是明朝袁崇焕的故居，有“听雨楼”古迹。张次溪幼年随父母生活在北京，因其父张伯桢(篁溪)与齐白石有同门之谊(皆为王湘绮门下)，初到京城的齐白石常常流连张宅，与徐悲鸿、陈师曾、齐如山、梅兰芳等时代名流共同出入“听雨楼”，成为京城文化圈的一个缩影。张次溪12岁时初见齐白石，后拜老人为师，侍奉笔砚数十年成为忘年之交。每见家师旧作，“不惜金钱，必欲得之”。齐白石惜墨如金，对于张次溪的要求却时常破例，有求必应，老人对于这位门徒及世侄的关爱绝非一般弟子可及，现在还有不少齐白石写张次溪的信札存世。张次溪侍齐白石亦尽心尽力，1933年为了给齐白石出版《白石诗草》，而广请文人为诗集作序，成为中间的联络人。
[18] 金松岑(1874—1947) 原名懋基，号壮游、鹤望，江苏省吴江市同里镇人，清末民初国学大师、早年从事维新及新学传播，晚年于家乡潜学研究学问。柳亚子、费孝通桥等皆为其弟子。金松岑著述主要有《天放楼诗集》《天放楼文言》《鹤舫中年政论》《女界钟》《孽海花》(部分)等。金松岑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诗人，诗界革命后期的主将，在士林中享誉盛名，诸祖耿序其集云:“盖民国创造之初，先生实为革新之一人。”高燮在《天放楼诗集序》中赞他:“自君诗出，余每为之搁笔而止，则君诗之卓绝可知矣。”
[19] 《自述》目前有几种不同的本子，其一是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版的《自述》，其二是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79年出版的《自述》，其三是湖南岳麓书社1986年出版的自述。这些版本略有出入删改。
编辑| 高 磊
（选自：齐良芷眼中的齐白石，少白公子趣说齐白石、齐白石传人书画网、齐白石书画院）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