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冬夜，西长安街上的路灯泛着橘黄，中央专线电话骤然响起，接线员匆匆通知：粮食部副部长喻杰请示工作，内容“十分紧急”。
这位生于1902年的老人此刻站在办公桌旁，手里却不是公文，而是一封薄薄的请求书。字迹有些抖，却写得分外坚定——他要提前离休，立即返回湖南老家。
第二天一早，周总理见到他。简单寒暄后，总理直言：“身体还行，再干几年吧？”喻杰低头，沉默片刻，轻声回了八个字：“我要回乡，把债还清。”
“什么债？”很多人疑惑。账面上他没欠分毫；相反，清苦半生的喻杰几乎把工资都捐了。可他认定，自己背着另一笔账：两百多位同乡的牺牲，几十年风餐露宿的嘱托。那是情义债，国库也还不了。
组织挽留与挚友劝阻接踵而至。王震拍着他的肩：“再等等，北京需要你。”喻杰只是笑，“白饭有人管得了，荒山谁来种树？我不走，心里发慌。”一句话，把去意钉死。
回乡的车厢里，他抱着一卷旧棉袄。那是长征时同村老伙伴塞给他的保命衣。棉絮已经板结，他却像揣着一口热炭，越走越烫。火车穿山越水，他攥着那件棉衣，仿佛能握住旧日兄弟的手。
到家乡那天是1970年二月，群山褪了雪，田畴却仍荒。农舍低矮，井台干裂，山坳里只有稀疏的柴草。村民围拢来，高喊“喻部长回来了”，更多人瞄着他肩头的挎包，以为这位大官能变出粮票和化肥。
“给钱容易，给法子更难。”喻杰把人聚在祠堂里，说话言简意赅：先栽树，再修电，再修路。众人面面相觑，木柴和柴火是眼前所需，谁肯等十年、二十年？
他不争辩，当晚便扛锄上山，随身只带干馍。头一日，仅有几个少年跟去；三天后，扛着树苗的人队伍已排成长龙。愣是把两千亩荒坡全部划为封育区。
护山得立规矩。喻杰拟出“十条山约”，最狠一条：偷砍一棵树罚五元。那会儿五元是半月口粮。偏偏首犯就是他大侄子。乡亲们看热闹，想瞧老干部怎么收场。喻杰当场让侄子交钱，并把那件旧棉袄抵作质押。乡亲们服气了，山约生效。
树苗扎根的同时，另一个难题摆上桌：没电。煤油灯摇摇晃晃，娃娃们写字鼻尖都熏黑。喻杰盯上了山脚那条急湍的小河：“有落差，就能发电。”
他跑到县城，掂着文件袋在走廊里等领导。反复阐述方案，画草图，算造价。半年里进出省里十几趟，硬是拿下150万元拨款。钱虽到手，却仍少了近百万元。
省里让他回去再等等。喻杰却在招工棚里对工程师说：“扣掉虚耗，自己凑一点，准够。”于是青石替代工字钢，木架改为竹架，连发电机的基座也用烧制青砖代替水泥浇筑。精打细算，每袋水泥都称重记录。
1975年盛夏，电站并网。那天夜里，全村第一次亮起白炽灯。年迈的祖母抹着泪说灯亮得像过年。孩子们围着二手收音机听《东方红》，笑声传出很远。喻杰站在河堤上，抬头望向北方夜空，没说话。
电来了，可路还是泥。下雨一脚深一脚浅，挑担人要滑倒。喻杰又去借推土机、筹集炸药，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五公里长的盘山公路。完工那天，外地客商第一辆卡车开进来收竹笋，村口的老人激动得拍打车厢板：“咱这穷沟沟，也能卖东西咯！”
收入增加，庄稼汉最关心的是娃儿读书看病。喻杰把那笔节省下的水电盈余，投向小学、卫生室。教室里挂起了日光灯，黑板干净发亮。县医院的年轻医生每周定点坐诊，麻疹、肠炎不再要小命。
小山村的变化很快传开。邻县干部慕名而来，爬上青翠的山坡，看一棵棵槠树、香樟，像屏风般护着梯田；再看那口老井，清水自涌。大家惊叹，却更惊叹那位拄着竹杖、衣衫洗得发白的老人，曾是正部级。
1980年代初，南方乡镇企业风起。喻杰却谨慎，强调“有电不代表随便招厂”，他坚持办茶叶、林副产品加工合作社，让森林不至再遭大砍伐。有人私下嘀咕他守旧，他摆手：“钱再多，山塌了，还是穷。”
偶尔，他会捧着泛黄的名册，坐在竹林边念那些牺牲同乡的名字。小辈问他为何常掉眼泪，他答：“叔公在跟他们说，欠的日子正一点点补回来。”
1989年春，喻杰在病榻上接到县里报告：第五座小水电站立项通过，年底即可开工。他笑了，“好，好。”声音轻得像风。傍晚，他合上眼，手仍抓着那件缀满补丁的长征棉袄。
治丧那日，山路上挤满了人。有人特意挑来两篓竹笋放在灵前，说这是当年山约结出的“利息”。也有人点亮电灯，整夜不熄——这灯，本身就是他的还债簿。
如果一定要给这位老兵的一生写一个注脚，大伙只提两个数字：二百多条失落在风雪枪火中的生命，一座座点亮夜空的水电站。债已清，可那份“欠”始终悬在人们心里，提醒后来者——有信有义，方能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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