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2日凌晨三点，北平西郊香山脚下的空气带着湿润的冷意。张治中披着浅灰呢子大衣，在树影间踱步。议和破裂的消息刚刚传来，他脑子里全是一句话：南京拒签了。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一次次在刀尖上调停，此刻却第一次感觉退无可退。
回想三个月前，1月10日，淮海战役的硝烟刚散，国民党主力被歼近55万人。蒋介石在南京下野，临时把烂摊子丢给李宗仁。按照李宗仁的设想，派“第三者”出面或许还有转圜——张治中正是这张“和谈王牌”。
2月下旬，蒋介石携家眷隐居溪口。地方小，事却大。张治中第一次赴溪口，端着稿子讲“停战救国”，蒋介石只是含糊其词。屈武事后摇头：“他那副表情，一看就不会真让步。”张治中却不死心，决定再试一次。
3月29日，第二次溪口之行。一上山，蒋母墓前香烟缭绕，蒋介石口称“愿意和平终老故乡”，语气温顺得出奇。张治中心里却清楚，这句软话更多是拖字诀。“总裁，这话能登报吗？”他小心求证。蒋介石一句“你看着办”暗藏推责。
短暂点头并未带来实质让步，南京军政高层此时另有盘算。蒋经国在车上压低声音说：“你太天真，要小心没好下场。”一句冷冰冰的提醒，让张治中在飞机轰鸣中坐立难安。
4月1日，北平西郊机场。张治中与邵力子、章士钊一行落地。周恩来早已等候，将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摆到桌上。“意见尽管提。能谈成，最好；不能成，也各明其志。”周恩来语气平和，却掷地有声。
接下来十余日，南京方面提了四十余条修改意见，中共接受了二十多条。4月15日，最终文本敲定，限期五天复电。4月20日，南京答复：“不能签。”当夜，北平春雨乍停，空气里满是泥土味，张治中对着窗外半晌无言。
留下还是走？张治中想起1936年西安寒夜，周恩来曾对他说“你是讲过信用的人”。这句话此刻像锤子，敲在心上。周恩来再度面谈：“上次西安，欠了张姓朋友一份情。今天不想再欠第二次。”
抉择在凌晨定下：留北平。张治中提笔，给溪口写信。信足足三千余字，刀刻般的行书，只字不改。他开门见山写道：“自审大局，我方政治经济败坏，军心离散，战力不存。若再妄想东山再起，乃缺乏自知之明。”最后一句更冲：“长官若不自知，误己误国耳。”
4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南京蒋公馆灯火通明。王世和递信时，蒋介石的手微微颤抖。“文白竟敢这样说我？”他紧抿嘴唇，脸色铁青。读到“暂时出国，以绝内乱”那句，桌案猛然一震。室内静得只闻墨水滴落，空气几乎凝固。
拂晓之前，蒋经国、俞济时被叫到书房。蒋介石把信甩到茶几上，声调拔高：“我就是不走！打到底！”在场的人都明白，这封血书般的檄文不仅彻底撕破君子之交，更宣判了旧政权最后的幻想。
北平这边，张治中对家眷已做妥安排。5月初，夫人吴秀峰携子女经天津乘船北上，悄然落脚西郊简陋四合院。院门上挂一块新木牌——“静观斋”。朋友调侃他“舍命陪君子”；他摆摆手，“人各有路，该选就选”。
有意思的是，张治中留北平的消息一经外泄，曾让南京城出现短暂的“出国潮”。于右任等老资格元老被保密局层层盯控，连夜转移。蒋介石担心更多“倒戈”，再一次加紧登船赴台的进度。
5月16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迁台。上海街头依旧车流如织，可人们的目光全在北来的电讯——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5月27日，上海解放。那天黄昏，张治中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张解放军战士漫步南京路的照片，他把报纸叠好，沉声说道：“迟早的事，总算没让我说空话。”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张治中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为西南地区和平解放四处奔走。8月中旬，他飞赴重庆，以旧识身份密谈宋希濂、刘峙等川军将领。同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张治中名列委员之中，这位昔日黄埔军人的新身份就此确定。
坊间常说，张治中“弃暗投明”，似褒似贬。事实上，他既没有携带黄金银元，也未向第三方讨价还价。作出抉择前，他只带了数页手稿与半箱书信。有人笑他迂腐，也有人敬他胆识。再回望1949年4月那通夜未眠的香山脚下，远处钟声敲过，黎明终究会来。
此后几十年里，张治中极少谈及那封惹怒蒋介石的信。偶尔与旧友闲谈，他也只是淡淡一句：“劝不回，就只有自己先过河。”有人问他悔不悔，他摇头：“干戈遍野，谁还能置身事外？”话音落下，他抬头望向窗外，仿佛又看见那年春雨中的北平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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