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的一天傍晚，南京细雨初歇。梅园新村灯光微黄，蔡廷锴抬脚跨进小院，心里直嘀咕：彼时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寒暄不过数句，周恩来递上一杯热茶，语气平和，“蔡先生，路上辛苦。”蔡廷锴愣了愣，脱口一句：“若早认识，就不至于走那么多弯路。”这句话一出口，往昔二十载风雷骤响，南昌起义、淞沪抗战、福建事变，一幕幕在脑中翻涌。
时间拨回1927年7月。武昌江面暑气蒸腾，第四军将士整装待发。叶挺凑近蔡廷锴，小声说：“自家兄弟打自家兄弟，毫无意义，先回广东歇一歇吧。”蔡廷锴点头，却没把话真当成誓言。四天后，南昌起义爆发，他被推为第十一军副军长，头衔唰唰往身上加，可信仰并未真正扎根。起义军急进广东，他打着“先头部队”旗号，一转身，带走整整一个师，五千余人。枪口向南，目标是蒋介石设在南京的军政部。
投蒋之后的蔡廷锴混战中原，军功章叮铃作响。可北伐余烬未灭，剿共令已下，江西的山坡遍布火舌。1931年春天的赣江水冷得刺骨，第三次围剿里，十九路军在密林里钻来钻去，不到一个月伤亡三千。蔡廷锴坐在弹坑边抽烟，烟灰抖落：“这仗真要了命。”那一刻，叶挺当年的叮嘱再次敲门，他心里开始滋生“不打内战”的念头。
秋天还未结束，“九一八”枪声震彻奉天。东北溃败的电讯每天塞满报纸版面，“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成了街头巷尾最响亮的口号。蔡廷锴琢磨着北上抗日，蒋介石只回一句：“其勇可嘉，其事必败。”事情很快有了转折。1932年1月28日，上海虹口炮火通红，十九路军临危受命。三十五个昼夜，前线阵脚寸寸后退，中央阵线被撕开口子，蔡廷锴下令撤退时，官兵泣血喊号子，街坊百姓端着热茶相送。战败归来，却遭军政部痛责“违令”。这一下，蔡廷锴对蒋介石心灰意冷，福建事变便在1933年冬天炸开。
福建事变终究还是败给了数倍于己的中央军。十九路军南撤，福州城墙贴满“十九路军虽败犹荣”的白纸黑字。之后数年，蔡廷锴游走香港、新加坡，没丢掉一颗抗日心。全面战争爆发，昆仑关战役打得天昏地暗，他再披甲，口中低声骂着“倭寇”，指挥守军死咬要隘。战后病榻初愈，老部下劝他回南京领军饷，他挥手：“不领那钱，心里不安生。”
抗战尚未结束，蒋介石已筹划内战。1946年春，李济深等人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被推为主席。蒋介石想来一招“分而治之”，邀请他赴京“叙旧”。蔡廷锴先转香港，再赴南京，却不是为老蒋捧场，而是冲着周恩来而去。那场见面谈了整整一个午后。周恩来耐心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多党合作、和平建国的设想，一字一句击打着他心里的坚冰。夜色沉沉，灯火微摇，蔡廷锴长吸一口气：“总理，我明白了。”
此后，他以政协筹备委员身份北上，一身旧军装仍没改，却在天安门城楼见证了新中国成立。1952年，国家体委成立，正值贺龙挂帅，蔡廷锴任副手。两位昔日在南昌擦肩的故人，竟成共事伙伴。体育领域虽非沙场硝烟，却同样需要韧劲，他笑称：“这回我再不掉队。”
1968年10月，七十六岁的蔡廷锴在上海病逝。病危时，他反复念叨：“南昌那年，我不懂。”屋里人都清楚，这句话说给自己听，也说给后来人听。岁月流转，某些闪光片段终被历史铭记：南昌城头那声突兀的枪响，上海夜空里绽放的炮火，福建城墙上的惜别标语，还有梅园新村的一杯热茶——这些，把旧时代的将领推向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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