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海军晋升太快，40岁成军职，多次向周仁杰将军道歉：到此为止|军职|副司令|司令部|舰队

1967年3月18日凌晨两点，东海舰队宁波基地值班电话骤然响起，一则“内部通知”像潮水般在大院里扩散。所有人都在议论：张逸民签发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呼吁书》，点名批评基层训练和作风问题，要求大规模整风。没人想到，这位年仅三十七岁的支队政委，凭借在海上几次硬仗中立下的战功一路高升，如今第一次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

向前推溯二十年，1947年春，时年十七岁的张逸民刚刚在辽南老家参加东北民主联军。最初他在43军教导队里打杂，一身的泥土气息。一次野外行军演练，他冒着枪林弹雨抢出了受伤通信员的报话机，靠着那份情报，部队转危为安。因为这件事，他成了连队的“尖子”，也在心里埋下了“打仗就要主动”的念头。

解放战争结束后，大批陆军干部被抽调改行海军。1950年，张逸民收到调令，前往吴淞快艇学校接受海训。有人劝他：“跑惯了山沟，真能适应大海？”张逸民憨笑：“水深浪大，总比子弹快。”三个月后，他握着雷达操作手册背得滚瓜烂熟，教官说：“这小子在靶场的脾气，像把拉满弦的弓。”

1955年2月，北海舰队趁黄海冰封渐退组织演习。张逸民第一次带艇出海，正撞上敌方一艘扫雷舰试探逼近。多方呼叫无果，他独自下令释放鱼雷。白浪掀翻甲板，敌舰侧舷被撕开一道口子，烟柱拔地而起。那一瞬间，舰队指挥所的耳机里只传来一句干巴巴的话：“目标解决。”一次击沉，让他从中尉火速转为大尉，并调入东海舰队快艇大队。

此后十二年，东海前线大小摩擦不断。1962年浙东外海护渔战斗，他率两艇对上对方三艘火力舰，前后仅十七分钟，击伤两舰、驱离一舰，无一伤亡。1965年“831”海战，张逸民又抓住夜雾，分两批发射鱼雷，击沉对方补给舰。战报传到北京，总参在嘉奖电里用了八个字——“战术奇袭，稳准狠绝”。

战功接连叠加，军衔翻得更快。1965年国庆，他已是少校；1967年1月，从大队长一步升任独立支队政委，所辖四个大队、七十五艘快艇。用当时海军政治部的话说，他是“青年干部的样板”，东海舰队几位老将也拿他当典型讲课。周仁杰副司令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训练抓得紧，就得像张逸民那样扣每一枚螺丝。”

也正因这股较真脾气，1967年那场《呼吁书》风波爆发。张逸民连夜打印文件，以为只是在支队范围内“敲打思想”，谁知传阅不到三小时，复印件已漂进舰队机关。“层级不够，影响太大”——周仁杰迅即致电支队，要求暂缓执行。事已至此，张逸民只能赴上海舰队司令部做检讨。

检讨那天，会议室里只剩张逸民与周仁杰。灯泡晃个不停，周仁杰语气平和：“小张，一个人成长，总要摔跟头。记住教训，往后别逞匹夫之勇。”张逸民猛地站起，鞠了三次躬：“给首长添麻烦了，今后谨慎！”周仁杰摆手：“到此为止，再论就没劲了。”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提起，也成了他们之间默契的句号。

风波表面平息，暗地却埋下伏笔。张逸民回到支队，主动递交了两份书面报告，自请降一级工资，一连三个月保证不出海。部下们议论：“政委吃亏了。”他只是反问：“海上打仗不用纪律？”硬气也就这样延续下去。

1970年东山岛近海又起冲突，张逸民被调去前沿海域担任前线指挥，一上舰就习惯性检查信号灯、火控雷达。部下开玩笑：“政委，您是政工干部，非得自己盯？”他头也不抬：“忘了老本事，就白混了。”当晚，他用三组短波口令，将三支快艇编队硬是穿出敌方照明弹覆盖区，击毁对方一艘护卫艇、击伤一艘猎潜艇。此役后，他晋升为基地政委，行政级别正军。那年他刚满四十岁。

不得不说，四十岁的正军级在当时并不多见，很多开国少将还在副军岗位。有人酸溜溜地嘀咕：“炮火烤出来的干部，升得当然快。”可在更高层看来，张逸民的经历符合“有仗打得赢，有事扛得住”这条标准。遗憾的是，1971年以后，形势骤变，人事更迭频繁，他的顺风顺水到此戛然而止。

1972年春，他被安排到海军机关学习整套法规，远离一线；1974年初，又因身体原因短暂住院。走廊里偶有人议论“过去的快艇神话”，但张逸民不再急于辩解。他常拎着笔记本，抄写《水面临战处置要则》，旁人问他在忙什么，他笑道：“把能用的经验留下，有没有机会再上舰不重要。”

1976年，东海舰队举办一次战例研讨，周仁杰已升任副政委，特意邀请张逸民作讲座。讲台上，他脱口而出：“我曾经犯过大错，差点连累首长。周副政委一句‘到此为止’，救了我，也救了支队。”会场静得能听见翻纸声，他抬起头，补了一句：“今天再说，是告诉年轻同志：胆子要大，规矩更要大。”此话成为当年海军机关内部读本中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