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长江江面蒸腾着热浪，41军南渡的船只扎堆靠岸，军政委欧阳文挤在人潮里，脑海却被另一个年份牵住——1928。那一年，平江城头火光冲天，他和父亲仓皇分离。如今，部队打到家门口，胜利在望，他最先想到的不是探亲，而是请组织帮父亲“过关”。
欧阳文1906年生，江西修水人，却在湖南平江长大。少年时家境殷实，父亲欧阳青浦在县城和人合伙开中药铺，手里大约有二百多块银元的资本，算得上当地的“殷户”。家里不缺吃穿，可在那个烽火乱炖的年代，温饱从不是终点。1925年冬，国民革命的浪潮卷到平江，年仅十九岁的欧阳文跟着父亲跑工会、办夜校，也踏进了革命的大门。
转折发生在1928年3月。国民党军队强攻平江，刚刚成立的农民自卫队难以招架，城里被一把大火烧得面目全非。县衙贴出的追捕榜上，欧阳青浦的名字后面写着“五千大洋悬赏”。为了不连累家人，他独自外逃。临走前，他只留下两句话：“要活下去，等红旗回来。”这一等就是七年。
欧阳文得叔父护送，转到江西寻乌，隐姓埋名。1930年7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再克平江，他从躲藏处赶回，参军入伍。当时他二十四岁，职务是排长。此后，井冈山、长征、西征，他一路走，一路升，到抗日战争爆发已是团政委。父亲的消息始终杳无，只偶尔听到“湘北有个姓欧阳的在摆药摊”。
1935年，欧阳青浦终于现身。他回到平江，带着些积蓄，买了田地，把老父亲和弟弟接来居住，还租屋开中药铺兼办小发电所。平江乡亲背后叫他“小地主兼老板”，可县保安团档案里仍标着“通缉在案”。他低头做生意，不谈过去，更不敢联系远在陕北的儿子。
时间来到1949年。41军从冀中出发，对敌作战间隙，欧阳文在方舱里昏倒一次。军医诊断为中暑兼劳损。兵团首长建议他依托路过的平江老家静养几日。欧阳文听后，第一反应竟是“正好把父亲的历史一并审清”。他向兵团党委递交报告，列出四件事，请地方政府核实。
第一，1928年被通缉外逃，到底是组织安排还是个人行动。第二，外逃七年期间是否曾为敌人服务。第三，1935年回乡后有无欺压佃户或牟取暴利。第四，解放战争阶段对革命及群众的态度如何。四条罗列得冷冰冰，却把儿子的纠结写得分明。
平江县临时地委迅速行动。县档案里查不到欧阳青浦投敌记录；当地老雇农反映，这位欧老板收租倒不苛刻，还常赊药给贫苦人。最棘手的是“资本”。按照1950年的标准，他家耕地二十余亩、药铺资产三千元，被定为“小地主兼工商业资本家”，需要土改时接受减租减息，但不列为“恶霸地主”。
调查组把材料送至武汉军区。欧阳文看完，长舒一口气，却依然要求：“请再访贫问苦，多问几家。”同行干部劝道：“首长，您放心吧，都这么多年了。”欧阳文没吭声，只盯着桌面那几张复写纸。那天夜里，老同学李干元路过，拉着他的袖子半开玩笑：“人家是儿恨父奸，你倒好，逼着组织给爹贴标签。”他苦笑，“心里有座秤，迟早得放正。”
1953年，欧阳文转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平江土改结束，欧阳青浦按照政策交出多余田地，药铺、公私合营。那年冬天，父子俩总算在长沙见了面。饭桌上，老人端起碗，声音发抖：“这些年拖累了你。”欧阳文放下筷子，只说一句：“组织弄明白了，我就放心了。”
1956年1月，国家全面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平江县药材公司建立，年过花甲的欧阳青浦被任命为经理，同时兼任县工商联主任。有人嘀咕“旧老板当官”，县干部解释：资产不多、品行端正、懂行，正是“被结合”的合适对象。彼时，欧阳文已佩戴中将军衔，再没有人追问他“能否公私分明”。父子身份各异，却都走在时代指定的轨道上。
回头看，那份四条调查意见没有花哨措辞，却为当事人划出清晰坐标：革命是革命，亲情是亲情；情感可以深埋，历史却容不得半点含糊。欧阳文当年的坚决，被部下议论为“过于较真”。其实，这样的较真并非个案。解放战争后期，许多高级将领重回故里，都主动要求审查家中成分、财产与言行。比起求荣，他们更怕一个“私”字拖累对党的忠诚。
值得一提的是，平江一带在土地改革中出现过多次“打富激进”苗头。县工作队往往拿欧阳家的处理当范本：既不放纵旧势力，又不简单抹杀经营才能。后来的平江药材公司几度易名，却一直在湖南中药市场站稳脚跟，这也算父子二人意外的共同遗产。
岁月往前推移，欧阳文在1978年离休，享年72岁。他留下一摞笔记，记录战史，也记下家事。扉页上写一句话：“人当自审，家当自清。”短短八个字，能听见旧时代枪声，也能闻到新社会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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