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口中的“女皇”，她有三任丈夫，第三任丈夫是正国级|女皇|曾志|烈士

一九六五年初冬的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灯火如昼。毛主席看见会场尽头的那位深色呢子大衣的女同志，笑着招手：“女皇来了！”众目投去，只见她神情沉静，步履矫健，正是曾志。对于许多年轻干部而言，这是一位只在回忆录里读到的传奇；而在老一辈革命者心中，她的故事早已如风雷一般滚过硝烟岁月。

追溯到一九二四年的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的课堂上，十三岁的曾志窝在最后一排，一边听老师讲《天演论》，一边打量窗外人群。那年秋天，街头贴满了北伐的标语，工人赤脚游行，学生高呼口号。她第一次感到课堂外的世界更大、更热烈，也更危险。于是，有人说，真正改变她命运的，并非哪位导师，而是那座城里日夜轰鸣的革命鼓点。

两年后，她不顾父母安排的童养媳婚约，毅然考进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在那个全班只有她一个女孩的教室里，木质桌椅吱呀作响，窗外是咆哮的湘江水。课没上完，湘南各地的农协已抢着要人——“就她，把她留下，能写能说。”组织的电报这样写。十五岁的曾志，从此与安稳的教员生活告别。

一九二八年春，她跟随郴州中心县委书记夏明震奔走各县，白天演说发动农民，夜里写传单誊写布告，饥了啃一口红薯干。四月的一场暴动，枪火骤起，刚成亲四十多天的夏明震倒在血泊，年仅二十一岁。曾志逃出围杀，手握被鲜血浸透的袖套，眼神像夜里的刀光。谁也没想到，当时的她，腹中已悄悄孕育着夏家最后的骨血。

时间不等人。刚满十八岁，她奉命调往红七师师部做秘书。师部党代表蔡协民亦在新近丧妻的悲苦里。两位失去至亲的年轻人，常在昏黄的油灯下整理文件，泪水混着墨迹。夜深时，蔡协民低声说：“活着才有资格报仇。”这句简单的话，成为他们彼此扶持的暗号。组织看在眼里，干脆成全，他们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随后三年，枪林弹雨间，孩子的啼哭多半在转移途中响起。老大石来发出生二十六天即被寄养给石连长；二儿子铁牛只活了几个月便染天花夭折；三儿子刚满十三天，又匆忙托付给闽西一位寡妇。战火不让母亲多想，她只来得及在襁褓里缝进几行歪歪斜斜的字：儿呀，妈妈有一天会回来。

一九三四年春，中央苏区红军转移前夕，蔡协民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刑具森冷，蔡协民仍大义凛然：“共产党人留得笑容给后人。”绞架前，他三十三岁。噩耗传来时，曾志正在筹措药品，她愣了半晌，然后继续奔波。有人劝她暂避风头，她冷冷回一句：“血债算总账。”

抗战全面爆发后，曾志跟随南方工作委员会潜入香港、广州，化名“杨玉琼”，与陶铸假扮夫妻做统战工作。他俩常在夜色中挨家挨户散发《救亡简讯》，重重暗巷里躲避特务追踪。长期并肩死生，情感悄然发芽。有人打趣：地下工作靠密码，你们靠眼神。抗战胜利前夕，两人正式结为夫妻。这位后来步入中央政治局的陶铸，成为曾志生命中的第三任丈夫，也是她命运书中极为关键的一章。

一九四一年五月，曾志在延安窑洞里诞下女儿陶斯亮。生产那夜，山外炮声隆隆，她忍痛对接生婆说：“孩子先给国家记账。”一句戏言，折射出她对前途的笃定：新中国必须诞生，孩子才能有晴朗天空。七年后，天安门城楼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曾志在观礼台上泪眼模糊，耳边却仿佛听见夏明震和蔡协民的脚步，也踏上了开国庆典的金水桥。

共和国初立，烽火渐熄，往日被迫分散的家人事成当聚。曾志用了整整五年，才在残垣断壁般的旧档案里，翻出石来发的身影。那孩子在战乱中流落街头，与外婆沿门讨饭，瘦得一阵风都能吹倒。见面那一刻，她呆住了——眉眼跟夏明震如同雕刻翻版。石来发高声喊“娘”，嗓音嘶哑，却让她第一次失声痛哭。

曾春华则更让人心疼。因早年寄养在贫苦农妇家，他十三岁时身高尚不足一米。天津车站月台上，少年怯生生抬头看她，像只惊鸟。曾志立即把他接到北京安排就学，逢人便说：“这是协民留给我的种子。”后来，春华考入铁路系统，终其一生低调而勤恳。

与儿女团圆后，曾志并未卸甲。她先后在劳动部、广东省委、国家民政部任要职，凡涉及烈属、孤儿、复员军人，她格外上心。有人问她为何如此较真，她答道：“我欠的情，能还一点是一点。”这句话简单，却像一面镜子照见她坎坷一生的来路。

有意思的是，外界对她的称号五花八门，有人说她是“女将”，有人称她为“女汉子”，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第一次见到她，听完汇报，莞尔一笑：“真是个女皇啊！”此后，“曾女皇”的外号不胫而走。她并不反感，反而自嘲：“看吧，皇帝都来了，还怕敌人？”一句玩笑，引得窑洞里一片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