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深秋，北平气温骤降，北京大学红楼却灯火通明。楼道里传来断续的讨论声，罗章龙一手揣着草拟好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章程》，一手捧着厚厚的《共产党宣言》，兴奋得连寒意都顾不上。就在这座红楼里，他迈出了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性一步，也在此埋下了日后与毛泽东分分合合的伏笔。
时间往前拨回到1915年，那年九月，长沙城里传开一张贴在各校公告栏上的《征友启事》。落款写着“二十八画生”。毛泽东用这种别致的笔名寻找同道，“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八个字引来寥寥数信，其中回得最快、字迹最为豪迈的，就来自浏阳少年罗章龙。
两位青年初见面选在湖南省立图书馆。毛泽东话锋凌厉，罗章龙应对自如，两人谈到宇宙人生又落到社会救亡，言辞之锋芒让旁人几乎插不进一句。毛泽东离别时提议“结管鲍之谊”，罗章龙点头称快——这种互许知己的场景，在毛泽东一生中并不多见。
随后一年多，二人经常结伴远足。湘江边赶夜路，罗章龙抱怨鞋底磨穿，毛泽东顺手拾起草绳教他织草鞋：“路长，鞋得自己会补。”生活的细节折射出他们对苦行的共同认知，也让罗章龙对这位同龄人愈发佩服。
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为筹谋赴日留学事宜，罗章龙被推为首批东渡代表。临行前，毛泽东专程到江边送行，一首《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写尽兄弟情长与家国忧思。然而“国耻日”事件爆发，日警驱赶中国学生，罗章龙才抵上海便折回北方，阴差阳错进入北京大学，成了北大学生会骨干。
北平求学期间，他与李大钊接触日密，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罗章龙与李大钊、张国焘同列“三人干事”，负责宣传与工运。此后，他东下天津、南下安源，发动工人罢工、创办《工人周刊》，在北方工运中的号召力直线上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党的事业跌入低谷。毛泽东带队上井冈山，主张农村武装割据；罗章龙则辗转上海，组织全国总工会秘密恢复。两条道路看似平行，实则在不同战场完成同一目标。因为地下工作的保密原则，这对旧日挚友自此再无机会见面，情谊被连年战火切割成长久的沉默。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推举王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会上，罗章龙对“左”倾路线多有质疑，甚至当场拒绝表决。会后，他与一些不满的新、老干部商议，组建所谓“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对外自称“罗明路线”，在武汉、北平等地架设“第二省委”“第二区委”。
未几，中央通报决定：罗章龙等人被开除党籍。在那间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听闻消息，苦笑之余说了一句：“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呀！干吗要再搞一个中央？”寥寥数语，道尽惋惜，也折射出党内路线斗争的刀光剑影。
被开除后，罗章龙辗转河南、陕西、湖南的高校，从事教育与翻译工作。课堂上讲马克思、讲唯物史观，他依旧思考中国的出路，却再无机会置身风口浪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以教席掩护，搜集日军暴行资料，悄悄转交延安。外界却很少知道他的行踪，他主动选择了隐忍与等待。
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在1949年10月1日轰然响起，已过半百的罗章龙在武汉校园里听到了收音机里的典礼实况，热泪盈眶。他将自己整理多年的《资本论》选译本寄往中南海。没多久，工作人员送来一套精装《毛泽东选集》，扉页写着“共勉”二字。两位老人依旧未能重逢，却以文字重续了久违的默契。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三次到武汉巡视，每次都会询问：“老罗怎么样？身体可好？”当地方干部说“他在大学讲课，日子还算安稳”时，主席点点头，未再多言。那一句点头里，有战友情，也有历史的风霜。
1966年，“文革”风暴乍起，年逾古稀的罗章龙被冲击，云鬓成霜。有人质疑他的“罗明路线”旧事，他只淡淡地说：“往事莫提，当下更要讲真理。”一句话既是自辩，也是自省。
1995年2月3日，罗章龙在北京医院溘然长逝，终年九十九岁。弥留之际，他留下一纸遗言：“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事业，我的主义不变。”一生跌宕，既曾站在中央高位，也曾坠入沉寂，最终仍守住了青春年代的信仰。
罗章龙与毛泽东的交往，从书信、远足、同窗，到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再到暮年互寄著作。这段半世纪的纠葛昭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内部不同道路的激烈交锋，也映照出革命者心底难以泯灭的真情友谊。毛泽东那句看似轻描淡写的“有话可以讲嘛”，在动荡年代里恰是一声婉惜——假如当年的分歧可以在会议桌上多谈几句，或许又是另一番局面。然而历史没有假设，留给后人的是一幅曲折而深刻的图景，以及两位湖南人的坚韧信念与性情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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