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深冬，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的铁轨被冻得铮亮，一位身材清瘦却脚步生风的中年军官拎着行李走下车厢，这人正是新调来任军区副参谋长的钟光国。冰霜扑面，他反倒精神抖擞，随行参谋悄声感叹：“老钟看着就像块钢疙瘩。”没人敢忘记，这位在嘉陵江头部中弹却死里逃生、额头上留下“三只眼”伤痕的湖北红安汉子，是从尸堆里被抬出来又回到战位的传奇。
钟光国今年五十一岁，身上弹片仍在作祟，上高原对他来说并非良策。可命令已下，他只回了一趟家乡，拜别父老后便匆匆踏上西行列车。同行车厢有人问：“高原缺氧，你的肺气肿咋办？”钟光国摸摸凹陷的前额笑道：“打仗时脑壳都差点丢了，怕这点风？”半句玩笑，半句真性情。
来到军区，他先扑到帕米尔方向。平均海拔四千五、主峰六千米，几乎寸草不生。卫生部反对，医师列出一排危急症状，他摆摆手：“老百姓天天活在那儿，咱干部不去像什么话。”于是氧气瓶、急救药、修理工，全跟着车队往雪山上爬。卡拉苏边防站口风比刀子还硬，钟光国脸色发青，医生塞给他氧气袋。依旧没停——他要看道路、看水源、看营房，条分缕析记在本子上。
边防十二团的年轻战士谈起巡逻牺牲的班长，鼻音发颤，“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开着汽车巡逻？”钟光国抬头望向群峰，沉声一句：“得先把路修通，再想别的。”那晚他在五千二百米高的红其拉甫突发肺水肿，昏迷前只嘱咐卫兵把图纸收好。救治三日才缓过来，可勘察没有停，下山休整四月，他又拄着拐杖折返高原。屈全绳后来回忆：“新疆军区能把边防问题捋顺，与老钟四年三上高原分不开。”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央调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杨勇赴疆担任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地面温差剧烈，机场挂满欢迎横幅。杨勇出身湘西，转战南北，打仗果敢，处事老到。赶到军区机关，他要见的人不是文电秘书，而是钟光国。两位老兵在简易会议室里摊开那叠高原调研资料，你一句我一句探讨补给线、火炮射高、边防哨所布局，窗外风沙拍玻璃，“咣当”直响，却无人分心。
当晚杨勇致电好友杨得志：“你说的钟光国，是真能扛活。”电话那端笑答：“他是能啃骨头的，将来还指望他把新疆边防夯实。”于是军区启动首个三年建设规划，修路、架桥、建仓库，条分缕析。规划里细到每段山路铺砾厚度，这全是钟光国手里那本被汗水浸皱的笔记换来的。
然而一九七四年春，钟光国咳血加重，被查出癌症。杨勇立即批示送北京三〇一医院，临别握着他前额带凹痕的手，声音低沉：“等你好转，咱们一起去阿里看看边防，飞机我都给你备好。”病房里静得只剩呼吸声，钟光国点点头，“我得回去，把第二期规划定下。”
治疗期间他仍改图纸，护士劝他休息，他笑道：“图上多画一笔，战士少走一里弯路。”十月，他的病情恶化。第二年一月，杨勇来京参加人大会议，穿布鞋进病房，掖好被角，悄声道：“高原兵等着你。”钟光国喘息费劲，只回了一句：“规划……别停。”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凌晨，钟光国病逝，终年五十七岁。噩耗传新疆，杨勇紧握电报，良久无语。五月追悼会上，礼堂里挂着那张边防示意图，图纸边缘已翻卷。悼文宣读完，杨勇只说十七个字：“他用命丈量边关，我们替他把路修完。”没有豪言，只有承诺。
三年后，新疆军区如期完成首个边防建设规划，修通机动道路上千公里，多个高山哨所迎来柴油发电机。随即第二期规划展开，但杨勇已接任副总参谋长，身不在疆，心却惦记雪线。八〇年代初，他卧病北京，听闻帕米尔公路开通，笑着让警卫打开窗，“风进来，像那边高原的味道”。
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杨勇病逝。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一张折痕深深的照片：他和钟光国并肩站在卡拉苏，背后是黑色雪山。照片背面写着两行小字：边防路，永远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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