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的离散，是刻在无数革命者身上的伤痕，很多人在炮火中与队伍失散，顶着烈士的名号，在民间默默熬着岁月，直到山河安定，才敢鼓起勇气，寻找属于自己的归宿。1950年的贵州，刚刚完成解放接管，地方秩序逐步恢复，各类群众来信堆满了军区机关的案头，其中一封字迹粗糙、来自乡间的平信，让时任贵州军区司令员的杨勇，放下了手里所有的工作。
这封信的主人叫孔宪权，早在红军长征时期，就在红三军团第十二团担任作战参谋，当时杨勇是十二团政委，两人一同在前线指挥战斗，朝夕相处，是过命的战友情。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发起娄山关战斗，这是长征中扭转战局的关键一仗，孔宪权跟随部队冲在一线，在激战中被敌军机枪击中左腿胯骨，整整六发子弹打碎了骨茬，伤势重到无法站立，更没办法跟着大部队连夜转移。当时战事紧迫，大部队必须快速撤离甩开追兵，组织上留下三百块银元，将孔宪权托付给遵义当地的进步群众照料，部队开拔后，因为后续战事接连不断，一直没能得到他的消息，在部队的登记名册上，孔宪权被标注为战斗牺牲，列入了烈士名录。
孔宪权的腿伤没能完全痊愈，落下终身残疾，左腿跛行，干不了重体力活。为了在乱世里活下去，他隐姓埋名，不敢提及自己的红军身份，只能靠着一手泥瓦手艺，在遵义的乡间走村串户，给村民砌墙、盖房、抹泥，挣一口糊口的粮食。十五年里，他从年轻的作战参谋，变成了皮肤黝黑、腿脚不便的乡间泥瓦匠，见过战乱的劫掠，受过生活的磋磨，身边没人知道这个跛脚瓦匠，曾经是跟着红军打过关隘的作战参谋。他不是不想找组织，是战乱中音讯隔绝，连老首长的去向都无从知晓，只能把红军的信念藏在心里，一天天数着日子，盼着天下太平的那一天。
1950年，贵州全境解放，地方报纸开始刊登党政军领导的任职消息。孔宪权在集镇的供销社里，捡到一张旧报纸，一眼就看到了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的名字，这两个名字，他记了整整十五年，都是当年十二团的老首长。他攥着报纸的手不停发抖，犹豫了好几天，才找来了粗糙的信纸，一笔一划写了一封短信，没有多余的客套，只写清楚自己的身份、负伤失联的经过，最后直白地写下：我还活着，腿脚不便，但还能做事，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信寄出去的时候，他心里满是忐忑，既怕首长认不出自己，又怕自己给老首长添麻烦，更怕这唯一的希望落空。
杨勇收到信后，第一眼看到孔宪权的名字，心里猛地一震，他立刻翻出当年的部队名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孔宪权娄山关战斗牺牲。他不敢相信，立刻安排工作人员前往遵义乡间核实身份，核实的人回来汇报，所有细节、战斗经历、负伤情况，都和当年完全吻合，这个被记了十五年烈士的老部下，真的还活着。杨勇当即驱车赶往乡间，见到孔宪权的那一刻，这位身经百战的开国上将，眼眶瞬间红了。眼前的男人衣衫朴素，左腿跛行，满脸风霜，和当年那个在阵前跑前跑后的作战参谋，判若两人。孔宪权见到杨勇，哽咽着说不出完整的话，只反复念叨，首长，我没死，我还活着。
那些在战火中走失的革命者，从来没有丢掉过初心，而当年一起冲锋的战友，也从来没有忘记过每一个拼过命的人。一纸书信，跨越十五年的生死相隔，一句我还活着，道尽了乱世里的坚守与期盼，这样的故事，藏着最朴素的革命情怀，也藏着中国人最看重的情义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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