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旬的北京，寒风卷着雪沫拍打紫墙。深夜，中南海灯火通明，政治局会议桌上摆着厚厚的地图和敌情资料。众人心知，这不仅是一次常规的人事会，更关乎未来战局的排兵布阵。苏军在中蒙边境堆满重炮，华北前线的警报随时可能拉响，各大军区的指挥体系若不及时换血，恐难应付骤变。
毛泽东扫视全场，缓缓抛出一句：“司令员们到处走动走动，对大家都有好处。”一句话，点燃了气氛。八大军区主官对调的提议摆上台面，北京的李德生去沈阳，陈锡联进京；济南的杨得志与武汉的曾思玉交换，南京的许世友南下广州，丁盛北上；兰州的皮定钧与福州的韩先楚互换。成都、昆明、新疆三个军区暂不动。看似简单的“走动”，实则是整编军心、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手笔。
会后，毛泽东与将领们闲谈，忽而提到《红楼梦》。他笑言：“不读这部书，怎知旧社会的骨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话锋一转，他提高了嗓门，“许世友！”这位惯于冲锋陷阵的山东硬汉应声而出，立正如钟。“《红楼梦》读了没有？”“报告，读过一遍！”“一遍不够，要三遍。”主席顺手便背诵起第一回开篇，众人听得目瞪口呆。
许世友面红耳赤。他年轻时常讥《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哪知此刻被当众点名，一腔豪气顿时憋在胸中。会后，老将军私下嘟囔一句：“看来真得补课了。”
十二月末，他抵达羊城就任广州军区司令。留园七号——昔日董老的庭院——成为他的新驻地。别墅绿荫葱茏，花木扶疏，可许世友转了两圈，皱着眉说：“好是好，就是太清秀。”转身便吩咐警卫：“后院开垦种菜，水池放鱼，屋顶搭鸽棚，鸡窝也得有！”于是，一座典雅园林几天内变成了“南国农庄”，菜畦整齐，鸡鸣相闻。广州街头出现了推粪车的军装小伙，他们挨家挖粪，只为给首长的黄瓜辣椒加点“农家肥”。看着茁壮的嫩苗，许世友乐得直拍大腿：“打仗得枪炮，生活靠锄头嘛！”
然而，比菜园子更让他上心的，是那本被自己嫌过的《红楼梦》。将领们都知司令眼睛不好，可他硬是戴着放大镜啃完了头一遍。第二遍开始，他索性找秘书孙洪宪帮忙：“老孙，你先读一遍，把精华抄给我。字大些，别让我费眼。”孙洪宪只得拿起毛笔，摊开宣纸，把宝黛初会、葬花一类的章节誊成蝇头大字。日落后，留园书房亮起昏黄灯光，只见许世友捧卷摇头晃脑，时而低声念：“假作真时真亦假……”偶有军务来报，总被他挥手打断：“等我合上书。”
读书在广州形成热潮。警卫员偷偷学起“葬花词”，想在文工团姑娘面前露一手；炊事班将《到了紫菱洲》编成小曲，做饭时哼唱；就连平素只谈战术的作训处也开始讨论“金陵十二钗”的性格。有人感慨：原来杀伐决断的许司令，也能带出一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部队。
不过，老许终究是老许，书读多了，脾气未改。一次党小组推举组长，十来号人递来名单，他听完摇头：“你文化高，可没打过仗；你胳膊粗，却只会扛枪；还有厨子，刀法虽好，可别把组织生活也剁碎喽。”众人忍不住窃笑。他却板着脸说：“别光看资历，看担当。”一句话，把大家敲醒，也算用独特方式给部属上了堂课。
为了让视力欠佳的自己能反复温习，许世友又出了个怪点子——让秘书把整部《红楼梦》摘编成大字号的“口袋本”，正文留，诗词留，脂评择要，脂粉脂泪处加粗。此番“特供版”只供留园内部流转，他自豪地称之为“战士读本”，还用毛笔在扉页写下：“通人情者，更识兵情。”后来，这套手抄本被战士们轮流借阅，封面早被翻得起毛，却没人舍得换新的。
一九七四年春，八大军区对调完成，军中气象一新。各区彼此观摩、暗中较劲，演习计划接连出台，作战预案更新速度远超以往。许世友的广州军区也在雷州半岛构筑防御，海防炮阵地一夜之间拔地而起。部队日夜操练间隙，仍能听到战士朗诵“花谢花飞花满天”，这幅场景恐怕连毛泽东也未曾料到。
有意思的是，许世友后来坦言，重读《红楼梦》让他重新思考“将领之道”。曹雪芹写荣枯成败，笔力藏锋；军人指挥千军，也需心细如发。一次作战推演，他把大观园的“冷子兴演说”比作作战沙盘，引导师团长们从家国兴衰的角度审视战略全局，颇得廖汉生赞叹。
一九八零年春，许世友升任中央军委常委，离粤北上。临行前，他把那套手抄“特供版”交给孙洪宪：“带回南京，留给我晚年慢慢嚼，一字十枪杆。”同年冬，他申请退居二线，回到钟山脚下疗养。有人去看望，老将军已不太能视书，却仍能背诵“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说罢朗声大笑，仿佛又回到当年广州竹林深处。
许世友逝于一九八五年。遗物中，那一摞厚厚的“红楼梦战士版”被小心包着油纸，卷角磨损，墨迹依稀。外封扉页上，他写下的最后一行字依旧清晰：“读书亦是练兵，莫负寸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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