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冬末的一个深夜，驻北京东直门公安分局的值班民警在整理当年的案卷时，无意谈起这样一句话：“要是哪天真有人在火车站闹事，可就麻烦了。”谁也没想到，不到一年，噩梦成真。
北京火车站向来被称作“首都第一门”，日客流常年以万计。到了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九日傍晚，暮色刚把紫禁城的琉璃瓦染成灰蓝，候车大厅里依旧人头攒动。六点十五分，仿佛晴空霹雳般的一声炸响撕碎了所有喧闹，玻璃、金属、尖叫在穹顶下乱作一团。三分钟后，第一辆警用吉普呼啸而至，值班员一把拽住受惊的旅客大喊：“别慌，跟我走！”——这是当天现场留存下来的唯一一句完整对话。
爆炸点位于二层南侧走廊，与检票口仅隔一道扶梯。冲击波将九扇落地窗掀翻，钢块和子弹壳散落七十多米，十条鲜活的生命就此定格，近百人受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靠近政治中枢、人员最密集、社会影响最为恶劣的一起公共安全事件。外电立即将其与中东式恐袭并列，预言“红色中国的黑色年代”已经降临。坊间更是谣言四起，什么“国际雇佣兵”“地下组织”铺天盖地，让本就紧绷的首都陷入不安。
要给社会吃颗定心丸，先得掀开真相。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当夜合组五百余人的专案队伍，兵分三路：技术勘验、外围走访、情报研判。队长在临时指挥部拍桌子：“不听任何传言，现场有多乱，我们心里就得多准。”一声令下，勘查民警戴上手套跪在残垣玻璃里，硬是把七百多平米的破碎地面分格、标号、收拢。
天亮之前，现场清出百余颗子弹碎片、一百多块钢板碴，还有被炸得扭曲的电池皮、保险丝、红蓝导线——这些零件拼凑出的，是一个简单却致命的“电起爆”装置。最要命的是，爆心处残留的，是一具焦黑、肢体残缺的男性尸体。警方很快形成判断：这具尸体既是第一死者，也是引爆者，他把炸药捆在腰际，贴身引燃，彻头彻尾的人体炸弹。
问题来了，这个人是谁？碎骨与焦肉让面部线条全无，口袋里连一张火车票都没剩。专案组临时请来医大法医、工艺美术学院雕塑教师、公安摄影专家，用最原始的石膏、油泥、照相底片，花了两昼夜拼出一张朴实的圆方脸，薄唇、细眼、络腮胡，下颌有旧伤疤。画像一张张送往各区派出所、街道居委会，又在各报纸上刊登“急寻身份”启事。
就在众多线索中，一名住在崇文区光明西里的治保积极分子站出来拍胸脯：“像极了我们楼里那小王！”——小王，全名王志刚，一九五〇年生，北京土著。民警登门，弟弟王志强看到复原照，声音发颤：“除了头发颜色不对，真是我哥……”一句话，让整个侦查方向豁然开朗。
进一步核查资料：王志刚六八年下乡万荣县，七三年入铁道兵，七六年复员后分配到山西运城拖拉机厂做修理工。厂保卫科证实，他熟悉炸药、电工和金属加工，还是民兵射击组骨干。十月二十八日，他请假回京探亲，再无音讯。更耐人寻味的是，厂里几位工友回忆，近两个月来，王志刚四处借“炸鱼”“打鸟”为名索要炸药、电雷管、子弹，上百克黑索金和数十发子弹就这样到了他手里。专案组在其宿舍翻出剩余电池壳、焊丝和未用尽的雷管，铁证如山。
动机必须弄清。厂里老工人摇头叹气：王志刚脾气火爆，自觉“北京娃”却困守晋南小城，一度多次写信要求调回原籍，屡被婉拒。偏偏又赶上恋人因异地分手，收入减少，考学落榜，被师傅批评打碎零件还扣了奖金，烦闷之下跟同事动手挨了处分。憋了一肚子火的王志刚最终走上绝路，他给几个好友留字条：“我要干件大事，让那些人记住我。” 这些字条用粗黑签字笔写在旧账本纸上，扔在床铺夹缝里，直到警方搜查才重见天日。
有意思的是，他最后的行程透露出冷酷的计算。十月二十九日凌晨，王志刚从崇文区悄悄出门，拎着装好炸药的黑色提包，推着借来的自行车沿建国门外大街一路蹬到火车站。六点过十分，他在候车室找准二层走道人最多的一侧，静静靠着护栏点下电门。爆炸瞬间，他和周围十位素不相识的旅客化作血雾。事后排查显示，如果起爆点再偏移数米，高峰时段的上下行客流或将增加数十人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专案组仅用八日破案，公安部部长赵苍壁听完汇报，语速极慢却掷地有声：“这案子说明，只要群众相信我们，我们就能赢。”案件告破，国际媒体不得不收回“中国将遭恐怖风暴”的论断。遗憾的是，再精确的侦查也无法挽回十条生命，更挡不住那些被留在病床上的伤痕。
北京火车站在修复过程中重新加固了玻璃幕墙，候车厅增加了多道安检，铁路公安随后推出携包安检和重点旅客询问制度，这成了后来全国客运枢纽的常态。王志刚的名字，被法院写进判决书——“本案犯罪嫌疑人已当场死亡，依法不再追诉”。至此，尘埃落定，却留下一句冷冰冰的注解：失序的心比炸药更可怕。
历史最终会把善恶罗列在册，却无力医治迷失者的苦闷。那枚一公斤炸药炸断了九面玻璃，也炸碎了一个青年的归途。它提醒世人，社会稳固常常取决于每个人心里的那枚“安全栓”——一旦松手，沸腾的不是火药，而是无辜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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