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的武汉江畔，闷热的晚风里传来阵阵汽笛声。毛泽东结束白天的调研后回到专列，随行的青年秘书高智正犯难——首长的肥皂用尽，定量票却早已封存。犹豫片刻，他还是自掏腰包买来几块香皂。第二天，毛泽东得知此事，一句“这是违反规定的特权”让高智写下检讨。很多年后，高智回想起那张薄薄的检讨纸，总说这份小小的文字才是他一生受用的“警钟”，比任何奖状都沉。
倒回到1928年10月27日，陕北佳县的窑洞里，啼哭声划破清晨的寂静，这个婴儿便是高智。家境寒素，却挡不住求学的欲望。小学女校长申国藩曾是“双枪女将”，她讲战场故事时，少年高智眼里常闪着光。她一句“好好读书，将来考绥德师范”点燃了这个孩子的梦想。父亲最初反对，后来见儿子挑水干活一样不落，只得在文渊阁上了一炷香，算是默许。
绥德师范的课堂里，歌声随风飘荡：“东方红，太阳升……”。1944年，17岁的高智已经是学生运动骨干。延安选拔新人才的消息传来，他连续三封申请书砸到校领导桌上，才换来一句“自己负责安全”。盛夏里，他和十几名同伴牵着两头毛驴走向延安，日行三十公里，五天跋涉，尘土遮住了脚背，也挡不住心里的火焰。
到达杨家岭后，高智被分进中央机要科，开始接触全国十九个解放区的密电。最头疼的是那摞龙飞凤舞的手稿，字迹飘忽，辨认困难。起初他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谁，只能一句句抠字。旁边老同事拍拍他肩膀，“多看几遍就顺了。”几个月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正是毛泽东的亲笔。
1945年秋末的一天，高智走出窑洞，远远看见一位身着灰布长衫的中年人迎面而来。他愣住，门口喊道：“同志们，主席！”那一刻，照片上的面孔与现实重合，少年心中的偶像第一次距离如此之近。短暂的相遇成为他坚守岗位最强的动力。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为了保证作战指挥安全，中央机关未立即进城，而是暂驻西郊香山。高智随队进驻双清别墅，加班到子夜成了常态。4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南京解放”四个大字刊出时，他在灯下校对最后一则电文，手指竟微微颤抖。那天的山风很冷，大家却热泪盈眶。
1953年春，中央办公厅主任叶子龙突然敲开高智宿舍，“跟我去给主席当机要秘书吧。”一句话让他愣住：“我这口陕西话，主席能听懂？”叶子龙大笑，“他在陕北待了十三年，听得比咱还真。”就这样，高智成为毛泽东身边最年轻的机要秘书之一，一干就是九年。
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其实比枪林弹雨更讲规矩。阜成门外的羊肉泡馍小店至今在老北京人口头流传：某晚毛泽东突然想尝陕北味，硬是下车推门就坐。八碗泡馍，结账时大家才发现忘带钱。老板瞧出端倪，只说“明早送来即可”。第二天，高智骑车送去六元八角，顺带递上一张收据，这件小插曲成为学做群众工作的生动教材。
1960年郑州会议后，高智奉命下乡暗访，真实数据与报表差距之大让他吃惊。返回专列，他一字一句汇报，毛泽东沉默良久，只说：“数字不是天上掉的，得从地里长。”有意思的是，此后数年，高智常被派往各省村落，带回来的多是泥土气息的细节，而非华丽报告。
同年冬夜，毛泽东写下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第二句漏写“关”字，他本想揉碎弃之。高智连忙开口：“这张纸给我吧。”毛泽东点头。缺字之诗便这样留在秘书手中。高智装裱后挂在自家客厅，从1960年到2017年整整五十七载，纸色泛黄，墨迹犹在，陪伴他走过人生的大半程。
1962年，高智奉调回陕北，临行前把存折、衣物全打包南下。身边同事不解，他只是笑。毛泽东拍照送别时说：“陕北需要懂实情的人，你去了，多看多学。”此后两人再未谋面。1965年初，高智因公短暂进京，他们在勤政殿见最后一面。刚落座，高智一句“想坏了”让毛泽东哈哈大笑，气氛顷刻松快。
1976年9月9日清晨，收音机传来低沉播音，西安郊区的住宅里，高智呆坐良久，旋即掩面痛哭。那天夜里，他摊开写给自己的日记，写下了八个字：“山高水长，音容如在。”随后举杯，独酌到灯尽。
进入老年，高智把零碎记忆写成十几万字的手稿，标题很简单——《在主席身边的日子》。印数不多，却在同龄干部中口口相传。朋友来访，总被那幅“缺字诗”吸引，问其价值，他摆手：“这不是收藏，是提醒——做事做字，都要留白。”
一位走出陕北黄土高坡的少年，因两个选择改变命运：一次是背着干粮进绥德师范，一次是牵着毛驴奔向延安；此后又因一句诗，留下半生最珍贵的纪念。高智的故事不算惊天动地，却足以映照出一个时代秘书群体的担当与规矩——文件要准确，情报要真实，生活要俭朴，责任重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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