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北京永定门外的铁轨上还冒着白色蒸汽，刚就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站在站台尽头，望着一列驶向南方的军列出神。那一年，他47岁，身后是一条被战火撕裂又被重建者缝补的铁路；眼前，却是五个孩子截然不同的未来。
滕家五兄弟并非同年同月生，也没有在同一屋檐下长大。唯一的共同点，是父亲反复强调的八个字——“别打老子的招牌”。这句土得掉渣的话，把他们引向了五条并不轻松的岔路。
时间拨回1923年秋，18岁的滕代远在湖南麻阳和大他四岁的谭红玉完婚。婚姻是父母定下的，感情平平，却留下了长子滕久翔。1924年孩子刚满周岁，滕代远参军北上，从此父子天各一方。直到1950年10月，一个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首长，大儿子到了门口。”这才有了二十七年后的相认。那天晚上，他递给儿子一张北京游览券，儿子却小声地提了请求：“能不能留我在城里？”滕代远没有立刻拒绝，只说：“走，先去天安门看看灯。”吹着冷风，父子两人转了整整一圈，他才缓缓开口：“权力若成了谋私的梯子，咱们家就塌了。回去，替我陪奶奶。”不带商量，话音落地，久翔心里明白：自己仍是麻阳农民。半年后，滕家每月30元汇款按时寄回老家，一直寄到1961年。
而1940年代初出生的二儿子滕久光、三儿子滕久明就没有这种“回头路”。1949年夏，家属刚住进北京西四的旧四合院，两兄弟嚷嚷：“别的同学都有车接，我们能不能也坐一次？”一句话，让滕代远冒汗。当晚，他在院子里点着马灯宣布：“明天起，一个去河北山区，一个转普通小学。”接着，两张新名字写在纸片上——刘小林、林小明——“以后表格只填‘职员家庭’，听见没有？”七岁的久明点点头，六岁的久光懵懂地被带走。
三年山沟磨出了硬茧。久光1962年参军进了海军，苦活脏活抢着上，入党、提干、水兵长、舰长，一路折冲樽俎。授衔那天，部队准备帮他请父母到场，他悄悄回绝。消息传到广州养病的滕代远那里，老人只是写了六个字：“夹着尾巴做人。”久光藏起那张纸，随身带了大半辈子。
久明的路更像一场接力赛。1965年高考前，他给父亲写信：“要不您给哈军工刘院长打声招呼？”信寄出三天，他就后悔了。滕代远回信一句：“靠自己，别求人。”久明咬牙硬是考了进去。1969年，沈阳军区抽调谙熟无线电的学员，他穿上作训服埋进电报堆。1970年3月探亲，父亲一句“没当过兵的参谋不硬”把他又推回连队。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夜，他随部队南下，后来立了三等功，授大校衔，仍把那封“参谋不硬”的信压在行李最底层。
四儿子滕久耕1980年代的履历几乎写满了艰苦：酒泉、榆林、西沙，三句话概括——“大漠、台站、礁盘”。1969年刚到戈壁，他写信抱怨风沙灌嘴，滕代远只回一句：“向贫下中农学习。”第二封信夹了两本薄薄的小册子，《毛主席语录》和《雷锋日记》。1970年春他遭遇事故昏迷二十余日，医院通知家属。秘书请示滕代远是否走后门调专家，他摇头：“救得活就救，救不活按部队规矩。”久耕最终醒来，继续在荒漠熬了十五年，上校衔，退役后转入粤海石油。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能抗得住，部队早教过我。”
最小的滕久昕16岁到内蒙古插队。1968年8月清晨送行，没等火车启动，父亲只说：“跟群众混熟，多学本事。”初到草原，天气骤变把他淋成落汤鸡，他咬着牙放牧。1970年应征进铁道兵，钻隧道、架桥梁，灰头土脸。1971年出差回京顺便请同学吃饭，花了60元。滕代远看到账单，以为动了公款，立即给部队写检讨，又寄去60元“堵窟窿”。随后，一封封家书把“艰苦朴素”四个字敲进儿子脑壳。1974年11月，滕代远病重，仍拒绝把久昕调回身边，只在纸上歪歪扭扭写下“服务”。长子读完，五兄弟齐声答：“记住了。”
1974年12月1日凌晨，滕代远在广州逝世。此后几十年，五兄弟天各一方，偶尔聚在一起，最常摆在茶几上的，是父亲留下的那几封泛黄家书——没有豪言壮语，却把“不要打老子的招牌”刻成了他们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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