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京城已是朔风凛冽。主席在钓鱼台审阅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时，忽然停住钢笔，指着其中一个名字说道：“侯宝林，那个说相声的，对吧？”屋里几位工作人员面面相觑，只听主席轻轻一笑，“这人该保留，他是个好人。”一句话，把众人拢住的寒气驱散了大半，却也勾起主席久藏心底的一段往事。
时间拨回到一九四九年初春，北平城刚刚换了红旗。那晚，叶剑英、彭真安排了一场欢迎晚会。节目单送到香山双清别墅时，主席随手翻到末页，看到“相声：侯宝林、郭启儒”八个字，立刻来了兴趣：“嗯，这个我得去听听。”当晚，他坐在台下，西山的夜风还带着料峭寒意，台上却热闹非凡。《婚姻与迷信》一开口，捧哏逗哏你来我往，台下掌声不断，主席的笑声时不时盖过锣鼓点。散场时，他拍拍叶帅的肩膀：“好苗子，天才，也是语言学家嘛！”
此后几年，北平到北京，城墙拆了，街景变了，但两位老朋友的缘分没断。每逢文艺慰问，主席总要点名加段相声。中南海怀仁堂里灯光辉煌，侯宝林跳上台，一口京腔里掺着天津味儿，关公能跟秦琼论刀法，曹操敢同拿破仑比兵法，把屋里高级干部逗得前仰后合。有人私下嘀咕：“毛主席听他演，乐得跟小孩似的。”
然而历史陡然拐弯。一九六六年夏天，运动烈火燎原。两年后，风头最盛时，红卫兵闯进侯家，院门拍得山响。屋里灯还未及点亮，侯宝林已领着妻子、孩子乖乖站成一排，背后各自挎着小包袱。小头目喝问：“这是干什么？”他笑嘻嘻答：“同志们要‘扫地出门’，我们提前打好行李，省得耽误你们时间。”一句话把满屋怒气冲散，有人偷笑，气势顿泄。
接着红卫兵抬来一顶高帽，想让他当众示众。侯宝林慢条斯理地翻包，掏出一只折叠木框，啪地往头上一扣，比原来的帽子还高一截。他故意昂起脖子，板着嗓子学评书：“且说那年我侯某也曾封建腐朽之极，罪该当诛——”语声未落，笑浪四起，连拿皮带的学生都捂嘴乐。就这样，批斗会硬生生被他讲成了堂会。当天夜里，风声飞进中南海。
谢静宜把情况禀报，主席正倚在沙发上看文件，闻言猛地直起身，眉头蹙得很紧。她赶紧补充：“没挨揪辫子，反倒把孩子们逗乐了。”主席沉吟片刻，忽地仰头大笑，“这侯宝林，还是老样子！”停了几秒，他又补了一句，“他是个好人！”语气笃定。
说到“好人”二字，主席并不轻易出口。他继续追问：“究竟拿什么罪名？”谢静宜小声答：“说他的段子宣扬封资修。”主席手一挥：“他不过一介艺人，靠嬉笑怒骂给老百姓解闷。怎么就成反面典型了？”屋里人不敢作声，只听他再道：“要保护，好演员不好找。”
隔日，周总理便收到口信，马上嘱咐相关部门：不得再难为侯宝林。消息悄悄传到前门外的破旧小院，侯老拿着茶杯愣了半晌，对身边人说：“咱先活着，给老百姓再多说几段吧。”
六十年代末，北京城里“横扫一切”的声浪渐退，街头的自制大字报开始泛黄。但侯宝林始终没能恢复舞台生涯，直到一九七二年，才被邀请录制《戏剧、相声艺术讲座》。许多人后来才知道，他能站到话筒前，是因为最高层那一句“侯宝林是个好人”。
回到一九七四年，主席在钓鱼台整理名单时再次想起他，便命工作人员通知相关部门：“把代表资格落实好，别出岔子。”同年八月，全国人大四届会议召开，身着灰布中山装的侯宝林坐进庄重的人民大会堂。散会间隙，谢静宜找到他，轻声转述主席的惦念。“老人家还记得我？”这位说惯了笑话的名角儿，一时间竟红了眼圈。
许多人只看见侯宝林的妙语，却少有人知道，他生于一九一七年，自幼卖艺，颠沛半生，饥饿与奔波早就把他磨得油滑机敏。正因如此，他在风声最紧的当口还能靠一顶夸张高帽救自己，也救了家人。有人说这是圆滑，实则是一位旧艺人对生活的本能求生。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记得“相声是让人快活的行当”。即便在北京饭店的临时舞台上，对着列席的百官亦或是车站随手拦来的旅客，他都要保证笑声不断，这也是他在主席心里“好人”的缘由——把欢乐带给苍生。
“语言研究家”，这是主席对他的最高评价。比起幽默，更珍贵的是对民族语言的珍视与梳理。侯宝林曾自豪地说，能把东北话、陕西话、扬州话说得像当地人，“不服不行”。他记下小贩口头禅，也琢磨文人的典故，把各种腔调捏合成包袱，再放到市井故事里一抖，台下齐刷刷笑出声。这门手艺，与其说是曲艺，不如说是活的口语学。
若无一九六八年的暗夜风暴，他大概会在茶馆、剧场里度过中年；可风暴来时，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幸运的是，那两次“他是个好人”，在关键节点为他筑起保护伞。此后，他尽管身体大不如前，仍坚持整理传统相声文本，培养已故恩师常连安留下的一批学生。一九八三年，他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六十六岁。讣告中提到，他生前屡受主席接见，四字评价最为简洁——“语言大师”。
至此回想，一句“好人”，似乎朴素，却在激流暗涌的年代里胜过千言万语。它让一位艺人重新站上舞台，让无数灰暗日子里渴望笑声的人，再次听见那熟悉的贯口——“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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