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5月28日清晨，细雨笼罩的沈阳站迎来一列自京城驶来的绿皮车。人们只见一位身着旧呢大衣的中年人悄然下车，神情平静，脚步轻快，他就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车站里没有礼炮，也没有欢迎横幅，只有寥寥几名随行人员——全部加起来八十人，既是考察组也是“流动的决策室”。此行，他要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方针寻找落脚点。东北，这个共和国最大的钢铁与机械基地，被他列为首站。
就连邓颖超都被他拉上火车。“人多嘴杂，能省就省。”周恩来一句半真半假的玩笑，让秘书忍不住失笑，却也明白总理的坚持：低调务实，绝不兴师动众。
抵沈后的第一夜，他没有进新落成的迎宾楼，而是把行李搬进了老招待所。房间寒意尚存，生着的煤炉咝咝作响。有人劝他换到楼上去，他摆手：“这里离车间近，夜里好商量事。”
时局不容耽搁。年初“七千人大会”上，领导人已把“调整”定为国家头等大事。经过连续四年困难，工业停摆、农田歉收、城市副食供应紧张，东北首当其冲。周恩来心知肚明：没有这块根据地的复苏，谈转机都是空话。
他先跑鞍钢。迎接方案早备好了：鲜花、红毯、礼炮、丰盛宴席。周恩来逐条删减，只留两台吉普、一辆小面包车。“轻车简行。”他强调。厂区里，轧机轰鸣，钢花四射，他戴上安全帽，和工人并肩站在炉前，问的不是产量数字，而是“工人宿舍几人一间”“家中口粮能撑多久”。
午餐上桌，四菜一汤。周恩来看了看，随手撤下两盘肉菜，说留到晚上热一下，“厨房的煤也要省”。鞍钢老工人后来回忆，这顿饭里最抢眼的是一盆烀土豆，“总理夹了两块，表情跟吃山珍似的”。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对沈阳仍抱着少年时的记忆。四十多年前，他在这里念东关模范学校，常跟同学冒雪练体操，练出一身好底子。如今再来，城市虽旧，但高粱米的味道没变，他满足地说“还是那个香”。
两天后，考察组驱车北上铁岭。路途颠簸，路边荒地里杂草半人高，一些村口插着“注意节粮”的木牌。周恩来沉默许久，与邓颖超低声商量：“粮要从中央再挤一点，五千万斤怕也不够。”
进了平定堡公社，社员们挤满晒场。周恩来没有讲长篇报告，只问庄稼长势、口粮余缺。七十岁的老王大娘说：“今年苞米再减，就只剩高粱饼子了。”周恩来点头，叮嘱随行干部把数字一笔笔记下。
调研结束，他起身推开院门，院外几名赤脚娃娃正好奇张望。周恩来蹲下，笑眯眯地问：“你认识我不？”话音落地，一片静默。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男孩眨巴眼睛：“认识，你是周恩来。”这一问一答不过十几字，却拉近了总理与乡亲间的距离，旁人都笑了。
有人事后猜测，他为何突然“自曝身份”？答案其实不难：让最普通的村娃都知道国家没有忘记他们。用一句口语讲，就是“我来过，你们的难处我心里有数”。
离开铁岭那天清早，他照例跑到田埂上帮人拔草。裤脚全湿，泥点子溅到外套，他却不肯让警卫递伞。当地青年不解，他拍拍对方肩膀：“种地是大事，这点雨不算什么。”
6月中旬，考察队抵达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冲压车间机器轰鸣，却只开了半负荷。厂领导汇报：缺钢、缺配件、更缺信心。周恩来站在总装线上，掸去机盖上的铁屑，语速不急：“三线建设可以分流部分产能，主线保下来了，人才设备就不会荒废。”一句话定下调子——停的是重复低效，保存的是长远命脉。
当晚的座谈持续到凌晨。灯下，他一页页翻看汇报材料，红笔圈出“职工再就业”“粮食周转”几个小标题，要求第二天送达北京。会后，他才想起肚子空空，警卫匆忙端来碗热面，他夹了两筷就放下，“先给夜班工人送去”。
短暂十六天，周恩来走遍辽宁、吉林数十个厂矿、合作社、野战医院，连夜梳理出的调研报告厚达三十万字。他认为，振兴东北不只是中央拨款，更要激活地方自救的劲头；企业要分类施策，农户要先稳口粮；干部要下去，别迷信文件。
6月16日傍晚，列车再次开动，窗外麦田翻起绿浪。出发前，周恩来对随行人员说：“此行只看见困难，就白来；要看见办法，把办法带回去。”那口气平静，却透着他一贯的自信与担当。
带着详尽数据和一份份草案，考察组重返中南海。很快，国务院通过追加粮食调拨、调整企业布局、加快农业机械化等决定，东北开始出现回暖迹象。
那位在铁岭认出总理的小男孩，后来对同伴说：“周伯伯说过，难关总会过去。”在大人们焦灼的1962年，这句稚气话竟透出难得的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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