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的一天清晨，北京外交部大楼的长廊里回荡着轻快的足音。楼道尽头，张茜举止从容地整理旗袍下摆，准备随刚刚出任外长的陈毅赴首次大型外事活动。镜前那一抹淡雅的紫红映出柔和轮廓，工作人员忍不住低声感叹：“夫人真像一幅画。”那一刻，谁都没料到，五年后她将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门口留下一张风靡多年的定格。
时间拨回到1922年冬。武汉汉口江边风大，十岁的张茜常被母亲领着去书局。家里清贫，母亲却咬牙给她买二手字典。字典翻旧，字音却清晰，这份静默的支持把女孩推向更广阔的天地。几年后读到鲁迅杂文，她第一次体会到文字可以是刀锋也可以是火把。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武汉街头贴满了招募宣传队的告示。十五岁的她挤在人群最前，递上报名表。身边同学悄声劝：“女孩子，何必涉险？”她摇头，“救亡不能挑性别。”很快，她拿起画笔、宣传册，跟着同伴们奔走在码头、纱厂与茶馆之间，为抗战募捐义演。
第二年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里灯火通明。经老同志举荐，她加入新四军，被编入军部战地服务团。前线缺水缺粮，连化妆粉都要掺进面粉，张茜却总能在临时舞台上唱得兵心滚烫。一次话剧《一念间》演出结束，身形魁梧的陈毅握住她的手，略带四川口音地说：“同志，你的台词像刺刀，一刀扎进敌人心窝。”一句夸赞，让17岁的演员第一次对“爱情”有了具体模样。
在皖南、在苏北，两人并肩穿越弹雨。1940年9月中秋前夜，新四军机关简陋的油灯下，他们互赠对联结为伉俪。下半夜敌机轰炸，洞口抖落土石，她仍紧握陈毅的手臂，低声道：“团长，灯灭，心不灭。”这对年青夫妻将浪漫埋入硝烟，把责任写进婚书。
抗战胜利后，奔波进入解放战争。张茜怀着长子越里，仍随部队辗转鲁南、苏中。山路崎岖，她挺着腹部背干粮，常自嘲是“前线最沉的无线电”。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却依旧拿得动话筒与剧本。
新中国成立，陈毅调上海市长。张茜走进市政大厅帮忙整理文件，顺便自学俄语与法语。她常在夜里对着收音机抄写单词，第二天清早还要给孩子做早饭。短短几年，她能无稿翻译《列宁在十月》片段，连专业口译都惊讶。
1958年，陈毅接任外交部长。外事礼仪里，夫人的举手投足被默默记分。张茜没有专职形象顾问，只靠旧衣改版。她把浅色旗袍领口轻微收紧，使之既显东方含蓄又便于交际。英国记者一度以为那是巴黎手工定制，得知全由她亲自设计时大为惊叹。
1961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故意在餐叙上以俚语试探。张茜似懂非懂，面带微笑，只用简洁英语回应，“Sorry， I only understand official terms.”对方尴尬收声，周边记者暗自点头：这位夫人用巧妙沉默赢下一场无形交锋。
1963年春，北京迎来重要外事招待会。41岁的张茜与65岁的周恩来携步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北门台阶。她旗袍上牡丹暗纹随着步伐轻动，周恩来中山装笔挺，两人皆精神奕奕。闪光灯连成白色瀑布，那张并肩照随即见诸报端。老照片中，她温雅端庄，眉眼间却透着军旅岁月磨出的坚毅；周恩来则神情专注，显出总设计师的沉稳。多年后有人回看底片，仍能感到那份跃然纸上的自信。
除外交场合，她还有另一重身份——苏联文学译者。《原沙》《平平常常的人》等译稿充满流畅口语，一改早期直译生硬。她在序言写道：“译文不求华丽，只求让普通工人也能坐在炕头把书看完。”这句朴实话语打动大批读者。
1972年1月6日，陈毅病逝。北京医院走廊里，张茜扶墙静立良久。走出病房，她迅速把泪擦干，一条条列出遗稿整理清单。熟悉的秘书感慨：“夫人还是那样决绝。”半个月后，她投入《陈毅诗词选集》编订，核对手稿三易其稿，力求字句无误，以兑现承诺。
巨大的劳累和旧伤同时发作。1974年3月11日，她因为肺癌住进301医院。病床上，她还嘱托长子把《国际形势研究》日文版寄给外文局，以免拖延校对。护士轻声提醒需要休息，她笑道：“稿子比药管用。”同年9月10日，52岁的张茜在凌晨安然离去。桌上那支旧钢笔旁，是未完成的译稿。
张茜的美，不只在旗袍与合影，更在战地舞台、翻译台灯下的光芒。那张1963年的照片成为许多老兵和外交官心中独有的注解——旗袍盈风，步履坚定，背后是一段女性与国家同行的壮阔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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