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半夜下起来的。
我坐在急诊室外的长椅上，听着走廊尽头隐约的呻吟。手机屏幕亮着，最后一条信息停在三个小时前：“在开会，你自己先去。”
邻座的老太太突然歪倒，手里的保温桶哐当落地，鸡汤洒了一地金黄。我下意识扶住她，那瘦削的肩膀在掌心里轻得像片叶子。
“姑娘，谢谢啊。”她喘着气，混浊的眼睛里映着荧光灯，“我给我儿子送汤，他车祸……”
话音未落，抢救室的门开了。医生走出来，摇了摇头。老太太呆在那里，像一尊突然风化的石像。然后她慢慢蹲下，用手去捧地上的鸡汤，一捧，又一捧，仿佛那摊温热的液体是她儿子还活着的证明。
没有人上前。走廊里的人默默绕开那摊污渍，像绕开一个不祥的征兆。只有清洁工远远站着，等着一场悲伤自行结束。
我想起很多年前，祖母也是这样捧着一碗汤，在村口等我放学。那时候的村子，一家有事，全村人都会放下饭碗。王婶难产，是男人们连夜抬着担架跑三十里山路；李叔的房子着火，是半个村的人排着长龙传水桶。水浇在火上，蒸腾起的热气模糊了所有人的脸，分不清谁是谁。
“别多管闲事。”父亲在我第一次想要帮助路边乞丐时这样说，“你知道他是真是假？”
后来我去城市读书。合租的姑娘深夜发病，我背她下楼打车。她攥着我的手说：“你真好。”三个月后，她搬走时带走了我的电饭煲和半个月水电费。我在空了一半的房间里，看着墙上她留下的海报印子，第一次学会了不追问。
工作第一年，我把方案交给最信任的前辈请教。三天后，那个方案出现在总监会议上，主讲人是他。他讲得神采飞扬，我在台下数着他用了多少次“我的创意”。散会后，他在茶水间拍拍我的肩：“年轻人要多学习。”
雨渐渐大了，敲在急诊室的玻璃窗上，一道道水痕像眼泪，但终究会干的。
老太太被护士扶走了。清洁工过来拖地，消毒水的气味漫上来，盖过了残留的鸡汤香。我起身走到窗边，看见停车场有对年轻人在雨中争执。女孩甩开男孩的手冲进雨里，男孩追了两步，停下，点了支烟。红点在雨雾里明灭，像某种犹豫的心跳。
手机又震，是他的信息：“检查完了吗？什么结果？”
我打了又删，最后回：“没事。”
这两个字发出去，像投进深井的小石子，连回声都没有。我突然想起急诊室门上那个褪色的“静”字，原来人最安静的时候，不是不说话，而是有些话永远找不到该说的人。
雨幕里，那个男孩终于掐灭烟，朝着女孩消失的方向跑去。他的白衬衫湿透了，贴在背上，显得那么单薄，又那么固执。
窗玻璃上，我和他的影子有一瞬间重叠。我想起今天扶住老太太时，她眼里那瞬息的感激；想起合租姑娘发烧那夜，她滚烫的额头靠在我肩上的重量；甚至想起前辈剽窃方案后，办公室里另一个同事悄悄推过来的纸条：“我看见了，需要作证找我。”
世界从来不是全然的暖，也非彻骨的寒。它更像这急诊室的走廊，有人在冷漠地绕行，也总有人蹲下身，徒劳地想要捧起一摊打翻的鸡汤。重要的是，当那摊鸡汤打翻时，你是绕行的人，还是蹲下的人——哪怕你知道，有些东西注定捧不起来。
雨势渐歇。东方露出鱼肚白，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我走出医院，晨风带着雨水洗过的清气。街角早餐摊的热气腾起来，老板娘认出我，多塞了个茶叶蛋：“姑娘，脸色不好，补补。”
我捧着那颗温热的蛋，忽然泪流满面。原来人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不会受伤的天真，而是在受过伤后，依然愿意为一句关心、为一个茶叶蛋、为陌生人眼里的感激，而热泪盈眶的能力。
天完全亮了。城市在晨光中醒来，带着它所有的坚硬与柔软，冷漠与温情。而我要做的，不过是带着我的茶叶蛋，继续走我的路——不因见过黑暗就闭上眼，不因尝过冷暖就封起心。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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