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汉娜·阿伦特。
英国文学院罗斯·玛丽·克劳谢奖、现代主义研究协会奖得主，欧洲科学院院士林赛·斯通布里奇全新力作《汉娜·阿伦特的爱与反抗》由我社引进出版，该书入围2024年奥威尔政治写作奖，验证了汉娜·阿伦特的思想在剖析当代困境时的非凡生命力。
这位二十世纪最锐利的思想者，以毕生流亡与思考，写下关于权力、恐怖与自由的永恒警示。她的思想，诞生于极权阴影之下，却在今日显现出惊人的预见力。
《汉娜·阿伦特的爱与反抗》既是对阿伦特生活和工作的概括，也是与我们陷入困境之当下的对话和一部行动指南。它迫切地呼吁我们像阿伦特当年所做的那样，以坚定不移、充满爱意、不屈不挠的精神，思考当下这一变幻莫测的时代。
摘自《汉娜·阿伦特的爱与反抗：我们可以自由地改变世界》
文 | [英]林赛·斯通布里奇
刚到美国时，阿伦特才三十出头，她写作、教学、学习第三语言—— 英语（要是把希腊语也算上，英语就是她的第四语言了），试着重新站稳脚跟。她因在《建设》周刊上出色的新闻报道为她赢得了自己的专栏——《这与你有关！》（
This Means You!）。自1944年以来，她一直在纽约的犹太文化重建组织（Jewish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工作，该组织主要是为了追踪被掠夺和偷盗的犹太宗教与文化遗产、书籍、手稿和艺术品而成立的。他们与难民们以及各类机构合作，绘制出了一份幸存珍贵文物的秘密档案。战争结束后，阿伦特还亲自带队执行了一项为期六个月的任务，返回德国追回被盗的文物。
《极权主义的起源》是她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她个人最大规模的一次历史拯救行动。那时她依然年轻，还会因身处异乡而感到新鲜与陌生。纽约给予了她所需的独立性和距离，让她得以回望欧洲，审视其崩塌的民族国家体系、毁坏的政治文化与支离破碎的哲学思想。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在1995年出版的著作《档案热》（
Archive Fever）中指出，人们保护和传承历史的强烈热情，实际上也反映了人们想要摧毁那些塑造我们身份与存在之事物的欲望。汉娜·阿伦特正是通过将这一段极权主义的历史归档，来摧毁那些促成极权主义出现的思想习惯、情感结构和压迫历史。
《极权主义的起源》 汉娜·阿伦特 著 1973年版
《极权主义的起源》虽然生涩，却倾注了阿伦特炽热的心血。在此后的学术研究中，她再也没有引用过如此庞杂的历史材料——光是注释就已规模惊人。她以大量引文、详尽说明、统计数据和反复举证来支撑自己的论点。1933年，她因受盖世太保阻挠而被迫终止了在普鲁士国家档案馆的研究，所以争分夺秒，想要弥补那些失去的时光。书中所引的一些资料，几乎刚出版不久就被她收入文中，而另一些，譬如欧洲种族主义的历史线索，则可追溯到18世纪和19世纪。最重要的是，她想要剥掉极权主义神话般的外衣。历史，就是她的武器。
德里达还指出，存档这一行为意味着我们渴望留存，渴望延续。汉娜·阿伦特对此也深有体会。她担心自己正在揭示的历史随时会像欧洲的大多数犹太人一样消失，正如她自己也差点被抹去一样。作为最早、无疑也是最具原创性的一部研究新型政治现象的作品，《极权主义的起源》也是一部“幸存者叙事”，它从一位难民的亲身经历出发，试图记录致使她被迫流离失所的历史条件，因此这部作品感情充沛却又庞杂难驯，也就不足为怪了。毕竟，一个人应该如何讲述自己几近消失的历史？这部庞大而复杂的著作，是汉娜·阿伦特迄今为止对自己生命最具雄心的肯定。我有时会想，这本书表面上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实际却是一部爱的宣言。
《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后，阿伦特既因作品中的激情受到赞扬，也遭到了批评。《泰晤士文学增刊》（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抨击她“饱受折磨且自我摧残的真诚”。另一些人则批评她过于感性，缺乏足够的学术客观性。对此，她反驳道，这样的主题本就需要在表达中凸显风格—— 这种风格理应带有一种蕴于平静中的愤怒，来回应极权主义本身令人震惊的残暴，任何其他风格都是对此等现实的背叛。
这部作品日后被奉为关于冷战思想的经典之作，但这也掩盖了它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它作为现代种族主义研究的本质。事实上，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论述这一问题。她在柏林和巴黎时便已开始了此书第一部分“反犹主义”的研究。她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初，对犹太人的宗教歧视逐渐演变为种族仇恨的意识形态（她或许还可以补上一句：我见证了这一切的终结）。在第二部分“帝国主义”中，她追溯了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如何以种族优越的意识形态为借口和正当性基础，洗劫了非洲和印度。当德国、奥地利和沙皇俄国将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反施于欧洲本身时，最终会演化出极权主义的种种要素也随之就位。她解释说，极权主义的基本结构是书中隐含的结构，而全书更显而易见的统一性则来自几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如红线般贯穿始终。
汉娜·阿伦特
那些“红线”之中最为关键的一条，或许正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思维。这条线同样贯穿于她此时所书写的美国的政治现实。阿道夫·希特勒曾公开赞同美国南部“吉姆·克劳法”对黑人群体的压迫，而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美国，也有很多白人同样对希特勒表示赞同。如今，这些声音虽然沉寂了下来，但沉默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改变了看法。
在阿伦特刚开始撰写《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时候，而今看似隐秘的结构，以及阿伦特极为愤怒的情绪，都曾表现得更为直白。她本想将书名定为《羞耻的要素：反犹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
The Elements of Shame: Anti-Semitism–Imperialism–Racism）。我喜欢“羞耻”这个词，因为它精准地捕捉到了她的核心信念，即一条深刻的道德界限已被越过，严重到人们羞于谈论它。感到羞耻的人通常会保持沉默，眼下这种情况则更是如此：在阿伦特看来，构成这种“羞耻”的三个要素——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并未随着纳粹主义的失败而从世上消失。更早一点的时候，本书还有另一个更具“但丁式”风格的书名：《地狱的三根支柱：反犹主义— 帝国主义— 种族主义》（
The Three Pillars of Hell: Anti-Semitism–Imperialism–Racism）。而在校样阶段，这本书的暂定名一直是《我们时代的重负：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
The Burden of Our Time: Anti-Semitism–Imperialism–Totalitarianism，这也是此书英国首版的书名）。阿伦特已经意识到，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是极权主义最终出现的基本结构。《我们时代的重负》这个标题取自她与布鲁希尔沿哈德逊河散步时所作的诗，它提醒着我们，这本聚焦于极端非人性和冷峻的政治结构的作品，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个人情感。
直到1950年秋季，书稿即将付印时，“极权主义”这个词才出现在主书名中。是她的美国出版商建议使用《极权主义的起源》作为主书名。这个标题很有分量，同时也巧妙地避免了在封面上直接提及“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在1951年，许多美国人认为这两个词与他们所宣称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对立，不愿意将它们视为一个政治体系的关键要素。因此，先哄这些读者读进书里去，才是更好的选择。
然而，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声音压低，也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解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此书的最后一部分，也是今天最受读者欢迎的部分——“极权主义”，是对几近泯灭人类自主性的政治体制既可怖又令人振奋的剖析。这一部分的字里行间，死亡与恐怖如影随形。阿伦特精彩地阐述了意识形态如何用一种黑暗而持续的能量，撕裂人们对世界的感知，碾碎人们的思想，摧毁法律与制度，最终导致灭绝营的出现。这便是阿伦特所说的“绝对统治”的梦魇，而它如今已降临于世，她担心这种状态会持续下去，即便未必会以那么极端的方式再现。她后来写道，倦怠的恐怖和赤裸裸的暴力恐怖同样具有道德腐蚀力，有时前者甚至更甚。
但是，阿伦特的论述中也隐含这样一个观点：那些最终催生极权主义的要素，在大多数现代政治体系中已普遍存在很久了。人们需要警惕的不只是庞大的宣传机器、难以言说的恐怖、全天候的监控、恐惧、审查、黑色旗帜、集中营以及公开处决。种族主义、政治与经济贪婪，这些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它们都是根源所在。
阿伦特认为，现代第一批“多余的人”正是在对多余财富的过度渴求中被制造出来的。若要理解极权主义的起源，就必须追溯到帝国主义的起源。“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吞并整颗星球。”英国牧师之子、矿业巨头、白人意识形态鼓吹者塞西尔·约翰·罗得斯曾如是说道，那时他正热衷于将非洲资源转化为纯粹的财富，将非洲人民转化为生产这些财富所需的纯粹劳动力。他的这句话绝非玩笑。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部分“帝国主义”的开篇就引用了罗得斯的狂言。而接下来的大量篇幅，几乎都是在驳斥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疯狂野心。（每当我听到商业巨头埃隆·马斯克详细讲述将星际殖民作为应对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时，脑海中总会浮现罗得斯的这句话。）
罗得斯之外的另一位英国人——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则与阿伦特的观点基本一致。他早先就曾指出，人权的首次崩塌并非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欧洲，而是要早上整整一个世纪（这在亚洲和非洲早就为人所知）。1939年，他发问，西方声称要捍卫的“自由”究竟是什么？在追求“白人民主”的时候，究竟哪些人的生命算得上有价值？正如阿伦特在谈及英国帝国主义时所写的，许多构建种族主义极权统治的关键要素，早已赤裸裸地存在于所有人的眼皮底下；只要它们聚合起来，便足以诞出一个完整的极权政府。统治印度的官僚曾提出“大屠杀计划”，而非洲的殖民官员则宣称，“人权等伦理考量绝不会成为白人统治的障碍”。
《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分“极权主义”的新颖性与震撼力，最终遮蔽了前文大量的历史资料。读者们只觉得，非洲和印度的帝国主义恐怖不过是更可怕的恐怖的垫脚石—— 而所谓“更可怕”的恐怖，是指其杀戮范围如今也蔓延到了白人群体。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的整整一年以前，马提尼克诗人兼政治家艾梅·塞泽尔在巴黎首次出版了《论殖民主义》一书。他在书中写道，欧洲人之所以对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感到如此震惊，是因为他“将之前仅针对阿尔及利亚、非洲和印度人民的殖民主义手段应用到了欧洲”。
在英国和法国，白人至上的帝国主义与殖民神话曾一度用于支撑起一种表面统一的国家认同，尽管实际上这些国家自身早已深感不稳。而在欧洲其他日益贫困与动荡的地区，人们又发明出各种关于种族差异的新说法，以此来解释为什么某些白人比其他白人“更高级”。19世纪末，泛斯拉夫主义与泛日耳曼主义运动开始鼓吹种族思维，以此作为征服和统治欧洲大陆的借口。就在纳粹党崛起的前几年，年轻的阿道夫·艾希曼穿着短裤同奥地利的“候鸟团”一起在森林中探险时，他或许并未深入理解，却坚定又热切地认为自己正朝着一个更伟大的、统一的日耳曼优等民族行进，而这一种族理应主宰欧洲的中心。
阿伦特明确指出，种族主义并非仅是20 世纪西方所遭浩劫的附属品—— 它就是那场浩劫本身。她写道：“种族主义可能真的会导致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无论任何饱学之士怎么说，从政治角度来看，种族都并非人性的开端，而是终点；也并非民族的根源，而是它的衰微；更不是人的自然生长，而是其非自然的死亡。”种族的整个概念都是个神话，种族思维则将这个神话转化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武器，而这种政治实施了前所未有的行政野蛮统治。正是种族这条“红线”把非洲的集中营与欧洲的集中营连接在了一起；把伦敦与巴黎的帝国办公室里以备忘录和索引卡形式执行并记录的屠杀，同纳粹在柏林下令实施的屠杀连接在了一起。
《汉娜·阿伦特的爱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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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林赛·斯通布里奇
译者 东野圣时
出版日期 2026.01
内容简介
21世纪已经过去四分之一，我们的世界有变得更好吗？种种迹象向我们表明，经济增速放缓成为无可避免的趋势，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猜忌隔阂、冲突对抗都愈加明显。而眼下，这部关于汉娜·阿伦特思想的作品，正是身处21世纪的我们极为需要的。《汉娜·阿伦特的爱与反抗》既是阿伦特生活和工作的概括，也是与我们陷入困境之当下的对话和一部行动指南。它迫切地呼吁我们去思考，就像汉娜·阿伦特在当年所做的那样——心怀坚定，充满爱意，鼓起勇气。
[英]林赛·斯通布里奇
欧洲科学院院士，英国学术协会成员，伯明翰大学人文学教授，牛津大学出版社“世纪中叶丛书”联合编辑。曾于康奈尔大学与悉尼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著有多部关于汉娜·阿伦特思想遗产的作品。其代表作《司法想象：纽伦堡审判后的写作》荣获英国文学院罗斯·玛丽·克劳谢奖，《无家可归的人：写作、权利与难民》获现代主义研究协会最佳图书奖。
东野圣时，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翻译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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