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战再战》
2025 年底，伊朗再度陷入动荡。抗议最初从德黑兰大巴扎的商铺停业开始，随后迅速蔓延至全国多地。随着里亚尔汇率暴跌、通货膨胀失控，民众走上街头，高喊“面包、工作、自由”。这是自伊朗 2022 年爆发以“女性、生命、自由”为口号的抗议以来又一次全国性的抗议，这一次表达的是对政府治理失效的整体性愤怒。
局势很快升级为高压对峙。2026 年 1 月 8 日起，伊朗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网络封锁，截至 2026 年 1 月 20 日，伊朗断网已超过 280 小时 [1]。同时，伊朗安全部队在多地出动，对示威人群实施驱散与抓捕，造成人员伤亡。人权组织于 1 月 17 日表示，已有 3428 名抗议者被证实遭安全部队杀害，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数倍于此 [2]。《星期日泰晤士报》则引用一份来自伊朗境内医生的报告，报告显示伊朗安全部队的镇压行动导致了至少 16500 名抗议者死亡、33 万人受伤，“大部分抗议者是在两天内遭到了彻底的杀戮”[3]。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指责美国是骚乱背后的推手，并警告任何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行动都等同于“对伊朗人民发动战争”；美国方面则释放出矛盾信号，一边强调保留所有选项，一边声称外交仍是首选。
外部压力、经济危机与国内紧张情绪相互叠加，使伊朗社会再次站在风口浪尖。当街头抗议趋于平息，单读尝试从9 个“不关键词”出发，回到伊朗的历史与现实之中，梳理关于伊朗的基本事实，给身在远方的我们一个理解伊朗民众愤怒的入口。
01
《我在伊朗长大》
伊朗与周边国家，图源：中文谷歌地图
伊朗的全称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Islamic Republic of Iran）。今天，全世界只有三个以官方国名标明的“伊斯兰共和国”，分别是伊朗、巴基斯坦和毛里塔尼亚。除此以外，曾经使用过该名称的还有科摩罗、阿富汗和冈比亚，具体时间不等。
所谓“伊斯兰共和国”，指其政府在理论上是一个伊斯兰神权政府，并执行伊斯兰教法（即“沙里亚”，sharia）或是与伊斯兰教法相符的国家法律法规。伊斯兰教法依据伊斯兰教圣书的内容，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其规定涵盖政治、经济、金融、商业、合同、婚姻、性别及社会问题等多个方面。伊斯兰共和国一方面实行民主选举而非君主专制，另一方面又奉行伊斯兰教法，因此很多人认为，它是介乎世俗共和国与伊斯兰君主制之间的一种折中体制。[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独立于 1979 年，即伊斯兰革命结束之年。这段历史在改编自伊朗女插画家玛嘉·莎塔琵（Marjane Satrapi）同名自传漫画的电影《我在伊朗长大》中有深刻体现，主人公玛嘉在成长过程中所目睹的社会变迁，恰恰对应着伊斯兰革命前后的历史时期。[5]
电影《我在伊朗长大》
故事里，在革命前，玛嘉开明的父母和共产主义者叔叔都满怀信心，认为推翻国王的专制统治、建立民选政府后，伊朗会迎来自由开放、经济繁荣的未来。但事实反而是，伊朗迅速转向以教权为核心的体制，日渐保守：玛嘉的叔叔遭到逮捕和枪杀，女性不得不穿上长袍、戴上头巾，迈克尔·杰克逊等音乐被视为“西方毒瘤”，任何人家里不得有酒，警察时刻会出现并要求搜查。
02
波斯立宪革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伊朗还被称为“波斯”——波斯（Fars）是伊朗在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旧译称，一直到 1935 年，巴列维王朝的国王礼萨·汗宣布该国在国际上应被称作“伊朗”后，“波斯”一词才逐渐退居至历史语境之中。
卡扎尔王朝（或译“恺加王朝”）的纳赛尔丁国王（1848—1896 在位）登基后，在一批思想比较开明的大臣的支持下，领导波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向西方学习，并进行一系列改革。其中在文化方面进行的改革，诸如开办现代西式教育、创办报纸等，在今日伊朗的思想文化领域起到了重要的现代启蒙作用。
但与此同时，英国、俄国等强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也同样渗入波斯。1900 年初，国王穆扎法尔丁为解决财政危机，相继与欧洲各国签署贸易扩充协议，将货币发行权、石油开采权出卖给英国，并将里海渔业租让权、保险与运输租让权出让给俄国。
此举导致了民众的强烈不满，由此引发了 1905 年至 1911 年的大规模立宪运动，史称“波斯立宪革命”。它是一次针对专制统治与外国控制的双重反抗。商人、宗教人士、知识分子与城市民众在短时间内形成联盟，要求建立议会、限制王权、制定宪法，以制度约束权力、抵御外来干涉。
这场运动的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将“国家应当如何被治理”这一问题，明确地在公共领域提出。议会制度、法治理念、公共财政监督等观念由此进入伊朗的政治想象之中。尽管运动最终因内部分裂、王权反扑以及列强干预等因素而未能彻底成功，但它为伊朗社会留下了一种持久的政治记忆。
伊朗（波斯）首次议会，图源：wikimedia
03
巴列维王朝
20 世纪上半叶，伊朗曾经历过一次自上而下的激进现代化实验。1925 年，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试图以国家力量迅速改造一个传统社会。其参照对象正是当时的土耳其，一个在其开国领袖凯末尔领导下，完成世俗化转型、以强势国家意志重塑社会结构的现代民族国家。
在这一思路下，巴列维王朝将“现代化”等同于“去宗教化”与“国家集权”。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削弱宗教机构在司法、教育与社会治理中的影响，用世俗法律体系取代伊斯兰法；同时大力推动工业化、交通建设和官僚体系扩张，试图以速度弥补制度与经济的落差。到 20 世纪30 年代，礼萨·汗更是直接以行政命令干预社会风俗，禁止女性佩戴传统头巾，试图以可见的身体符号，宣示国家迈向“现代”的决心。
这一模式在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时期被进一步推向高潮。1963 年启动的“白色革命”，标志着王权主导的现代化进入全面加速阶段。土地改革、教育扩张、赋予女性参政权、司法改革等一系列政策，使伊朗在短时间内呈现出高度现代化的外观：城市迅速扩张，受教育人口增加，国家机器更趋集中。从制度设计上看，这是一场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然而，这种现代化始终伴随着难以弥合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国家确实推动了经济增长与社会流动；另一方面，改革并未建立起相应的政治参与机制，反而强化了王权与安全机构的控制。宗教阶层被排除在权力结构之外，传统社会网络被削弱却未被替代，而普通民众则在高速变革中逐渐失去表达渠道。“现代化”在这里更多表现为一种强制性的改造，而非社会共识的结果。
正因如此，巴列维王朝试图用国家力量快速塑造一个现代伊朗，却在无意中为其后的宗教动员与政治反转奠定了条件。正是这一未完成、也未被社会真正吸收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伊朗此后数十年政治震荡的历史起点。
04
伊斯兰革命
1977 年，由于民众对巴列维国王的专制统治感到不满，加上美国日益渗透的影响以及经济问题的出现，以什叶派教士主导、联合了宗教和世俗阶层的伊斯兰革命于 1978 年年初爆发。与许多后来被简化为“宗教保守主义胜利”的叙述不同，这场革命最初并非一场单一意识形态的运动，而是一场由多种社会力量共同推动的政治瓦解过程。经济危机、威权统治、社会不平等与对西方影响的普遍不满等因素相互叠加，使得从宗教人士、左翼知识分子到城市中产、巴扎尔商人等不同群体，短暂地站在了同一阵线上。
在革命爆发前夕，巴列维王朝已深陷合法性危机。一方面，其高度依赖美国的政治与军事支持，引发广泛的民族主义反弹；另一方面，快速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断裂、贫富差距与政治压制，使其体制难以再通过改革自我修复。在这一背景下，以霍梅尼为象征的宗教力量逐渐成为反对派的凝聚中心。
革命胜利后，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并非政权更替本身，而是权力结构的重新设计。霍梅尼返回伊朗后，并未建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国，而是构建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体制：在保留选举、议会等共和形式的同时，将最终裁决权收归于宗教领袖。新的政权迅速重组军队与安全体系，确立革命卫队的特殊地位，并以革命合法性为名，将对异议的压制制度化。战争、意识形态动员与内部清洗，使国家进入一种长期的“非常状态”，而这种状态随后被固化为常态治理模式。
在这一权力重组过程中，许多最初参与革命的群体逐渐被排除在决策核心之外。无论是世俗知识分子、左翼力量，还是期待社会改革的普通民众，都发现革命所承诺的 “ 正义 ” 被重新解释为 “ 服从 ” 。伊斯兰革命由此完成了从反抗运动到政权建构的转变，也为之后数十年的政治结构奠定了基础。[6]
伊朗街头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图源：wikiwand
05
革命卫队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以“保卫革命”为名，建立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简称 IRGC）。从一开始，革命卫队就不是一支常规军队，它不仅承担军事职能，也被赋予了处理“内部威胁”、压制“偏离革命”的社会运动的权力。其麾下的民兵部队“巴斯基”（Basij），进一步将这种权力延伸至社区、学校与街区，使其既能在对外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也能在国内动员与社会控制中成为关键执行者。
两伊战争（1980—1988）为革命卫队的扩张提供了决定性的历史契机。战争将“革命保卫者”的叙事固化为国家常态，也使革命卫队在军事、组织与资源层面迅速成长。战后，革命卫队的力量并未退回军营，而是转入国家重建与经济领域，逐步通过大型工程、基础设施与国有项目，建立起横跨多个行业的经济网络。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支持，被普遍视为这一过程发生的关键因素。在其治下，革命卫队的影响力从安全领域不断外溢至政治、传媒与经济系统，并在国际制裁长期化的背景下形成新的生存与扩张方式。多项研究与调查指出，革命卫队在能源、运输、通讯和建筑等领域深度介入；近年来围绕伊朗“影子油轮队”（shadow fleet）及对外石油销售的制裁行动，也屡次将相关规避网络指向这一体系之内 [7]。
也正因如此，革命卫队在当代伊朗政治中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地位：教士建制的合法性可以被质疑，政府的经济治理可以遭受批评，但在危机时刻，真正承担 “ 维持秩序 ” 职能的，往往仍是革命卫队及其附属力量。 2025 年 12 月 28 日后爆发的新一轮抗议，再次清晰地暴露出这一结构 —— 参与镇压的主体不仅包括警察系统，更包括革命卫队；在多地发生的致命武力使用、任意逮捕，以及对伤者与医院空间的直接干预，使这一机构不再只是体制的守护者，而成为国家暴力运作中最可见、也最关键的执行者。
06
什叶派
伊朗国教为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宗，其信众超过全国人口的 90%。
什叶派（Shia）一词原义为“阿里的追随者”，与逊尼派并称为伊斯兰教两大主要教派。从历史上看，什叶派的形成源于伊斯兰早期关于继承权的分歧。与主张由穆斯林共同体推举领袖的逊尼派不同，什叶派坚持穆罕默德的血缘继承原则，认为只有其家族后裔才拥有合法的宗教与政治权威。
正是这种历史经验，使什叶派逐渐发展出一套具有强烈政治指向的宗教叙事。什叶派的“伊玛目”（imam）不仅是精神领袖，更被赋予道德裁判与政治正当性的象征意义；而“受难”“抗争”“等待正义降临”等观念，则成为动员社会、解释苦难的重要资源。这种宗教传统，在伊朗现代史上被不断重新激活，并最终在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中转化为现实政治力量。
革命之后，什叶派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霍梅尼提出“教法学家监护”（Guardianship of the Islamic Jurist）理论，将原本属于宗教领域的权威制度化为国家最高权力来源，使最高领袖凌驾于民选机构之上。自此，什叶派不再只是信仰体系，而成为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基础：政治决策可以被赋予宗教意义，反对者则容易被描绘为“背离革命”甚至“违逆信仰”的对象。
电影《神圣无花果之种》
07
阿里·哈梅内伊
在伊朗当代政治结构中，很少有人物像阿里·哈梅内伊这样，几乎与整个体制本身重合。自 1989 年出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哈梅内伊已执掌国家三十余年，见证并塑造了伊朗从革命余波走向高度集中化统治的全过程。与其前任霍梅尼不同，哈梅内伊并非凭借宗教权威或革命者 charisma（个人魅力）立足，他的权力基础更多来自对制度的掌控，尤其是对革命卫队、安全系统与司法体系的牢固整合。
在他治下，最高领袖不再只是象征性的精神权威，而成为伊朗政治体系中事实上的最终仲裁者。无论是对外的外交路线、核问题谈判，还是对内的社会治理与镇压策略，关键决策都绕不开这一中心。这种关系在制裁年代显得尤为清晰。随着伊朗长期被排除在国际金融与能源体系之外，国家经济逐渐转向半封闭与灰色运作模式，革命卫队在能源、运输、建筑及对外贸易中的角色便随之扩大。对外，它承担规避制裁、维系经济命脉的功能；对内，它则成为维持秩序、压制不满的核心力量。正如多家国际媒体与研究机构指出的那样，在当下的伊朗，最高领袖、革命卫队与国家机器之间，早已形成一种高度互相依赖的权力结构。
也正因如此，当抗议爆发，矛头往往会越过政府部门，直接指向哈梅内伊本人。 2025 年底以来的抗议中，多地出现焚烧其肖像、呼喊 “ 独裁者去死 ” 的场景。
电影《普通事故》
08
巴扎尔
巴扎尔（bazaar，或译“巴扎”）是部分受波斯文化影响的地区对集市或者市场大厅的称呼，尤其是指中东地区的集市街道。这些街道往往有顶棚遮掩，街道两旁有许多小的摊头和店铺。
在伊朗，巴扎尔从来不只是一个市场。它既是城市的传统商业中枢，也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空间：商铺、行会、熟人网络与宗教机构长期交织，使巴扎尔既能提供资金与物流，也能在关键时刻转化为动员与抗议的平台。
早在 19 世纪末，巴扎尔商人就已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1891 年的烟草抗议运动中，正是商人与宗教人士的联合抵制，迫使国王取消了将烟草专卖权让渡给英国公司的协议；1905 年至 1911 年的波斯立宪革命期间，巴扎尔通过罢市、筹资和组织动员，成为推动立宪进程的重要力量。此后，在伊朗政治发展的多个关键节点上，巴扎尔始终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它不以意识形态为先，却对政治走向具有现实而深远的影响 [8]。
伊斯兰革命之后，这一群体与新政权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而暧昧的关系。一方面，巴扎尔商人曾是革命的重要社会基础之一；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权力的集中、经济体制的重组以及制裁环境的长期化，传统商业网络的空间不断被压缩。国家逐步加强对金融、贸易和外汇的控制，巴扎尔在经济结构中的自主性被削弱，其政治角色也从“盟友”转向被管理、被规训的对象。
也正因如此，当 2025 年底伊朗多地巴扎尔再次出现大规模关门、停业与罢市时，这一举动迅速被解读为极具象征意义的信号。此次行动首先来自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地带：那些最依赖稳定秩序、却也最先感受到经济崩溃冲击的人。货币急剧贬值、物价失控、基础公共服务恶化，使得“继续营业”本身变得不再可能。当商铺落下卷帘门，意味着抗议不再只是情绪宣泄，而是对现实生存条件的直接否定。
更重要的是，在伊朗的政治语境中，巴扎尔罢市从来不仅是经济行为。它象征着一种集体性的不合作。这种不合作并不需要口号，却足以引发连锁反应：街头示威、罢工、警力介入，最终演变为全面的政治对峙。也正因如此，当本轮抗议从巴扎尔开始蔓延，当局迅速将其定性为 “ 安全威胁 ” ，并以高强度镇压回应，试图在最短时间内切断这一历史上屡试不爽的动员路径。
09
外部压力与“伊朗问题”
伊朗社会所面对的，并不仅是一个内部治理的问题。无论是经济危机、社会抗议还是政权稳定性，一切都被置于一个更大的国际框架之中：制裁、博弈、干预与地缘政治，构成了伊朗近四十年来无法摆脱的外部环境。
这一结构在伊斯兰革命后逐渐成形。伊斯兰革命不仅推翻了巴列维王朝，也彻底改变了伊朗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此后数十年间，西方世界对伊朗始终在制裁、孤立与有限接触的状态之间徘徊，而伊朗的每一轮国内危机，又几乎都会与外部压力产生叠加效应。外部经济制裁削弱国家财政与民生基础，加剧了国内社会的不满；而国内社会动荡一旦出现，外部力量的表态与介入又会迅速将其国际化。
这一逻辑在 2025 年底以来的抗议中再次显现。随着汇率暴跌、通胀失控和民生恶化，抗议首先从经济领域爆发，但很快便被纳入国际政治叙事之中。美国方面接连释放强硬信号：一方面讨论包括军事部署、网络战在内的多种干预选项，另一方面又通过关税、外交警告等方式加大对伊朗的施压。白宫一面强调“外交仍是首选”，一面又反复强调“保留一切选项”，这种暧昧而高压的姿态，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持续存在的外部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在抗议升级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也出现了微妙变化。此前他曾暗示可能以军事手段支持抗议者，但随后语气趋于缓和，甚至公开感谢伊朗当局未对被拘押者实施大规模处决。这种前后摇摆的姿态，恰恰折射出“伊朗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复杂位置：它既被视为人权议题，也被当作地缘博弈的筹码；既被用于施压伊朗政权，也受到地区稳定与战争风险的现实制约 [9]。
电影《出租车》
参考文献
[1] NetBlocks.Iran's internet blackout now past hour 280.
https://mastodon.social/@netblocks/115926531409579768
[2] DW.血腥镇压后，伊朗局势暂时平息.
https://www.dw.com/zh/%E8%A1%80%E8%85%A5%E9%95%87%E5%8E%8B%E5%90%8E%E4%BC%8A%E6%9C%97%E5%B1%80%E5%8A%BF%E6%9A%82%E6%97%B6%E5%B9%B3%E6%81%AF/a-75546670
[3] The Sunday Times.Iran report says 16,500 dead in ‘genocide under digital darkness’.
https://www.thetimes.com/world/middle-east/article/iran-young-protesters-news-nsdztp5t2
[4] 金良祥，《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在中东地区秩序演变中的角色变化》，载于《西亚非洲》，2022（04）：139-154+160.
[5] 黄含，《辉煌成就下的创作流变：伊朗电影十年（2011—2020）》，载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2（01）：114-125.
[6] 谢书缘、冀开运，《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的观察与反思》，载于《西部学刊》，2022（07）：33-36.
[7] CFR Editors.The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RGC).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s/irans-revolutionary-guards?utm_source=chatgpt.com
[8] 蒋真，郭欣如《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朗巴扎商人政治参与地位的嬗变》，载于《西亚非洲》2023年第1期，第85—109页。
[9] 新华社.暴力骚乱，外部干涉，多方角力——伊朗近日局势盘点.
https://www.news.cn/20260114/ff8931ad915e487f9fe786efac05eefa/c.html
撰文：Iris
编辑：菜市场、黄与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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