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与殷墟：
从“大邑商 / 天邑商”到殷朝首都的王权空间重构
作者｜翁卫和
摘要
长期以来，“大邑商”“天邑商”被直接等同于安阳殷墟，并以“城名”“都名”的方式进入考古展示与学术叙述。这种做法表面上回归甲骨文，实则以晚期城市观念误读了殷人自身的王权空间语言。本文从“邑”的原始制度含义出发，结合《舜典》文献分级、甲骨文语境与考古遗存结构，提出：二里头遗址，才是殷人在商国—世商阶段长期经营的“大邑商 / 天邑商”的现实承载；而安阳殷墟，则是殷人商汤革夏命后建立的殷朝首都。二者并非重复指称，而是殷人王权发展史中前后相继、层级不同的两个核心节点。
一、问题的根源：
为什么“大邑商 / 天邑商”长期被误指为殷墟
在当代叙事中，一个几乎未经反思的默认前提是：
甲骨文中出现“大邑商”“天邑商”
→ 出土于殷墟
→ 因而殷墟即“大邑商 / 天邑商”
这一推理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
术语的出现地点，并不等同于术语所指对象的历史来源。
更关键的是，它忽略了时间顺序——
“大邑商 / 天邑商”所指向的王权结构，形成于殷墟建都之前。
二、“邑”的制度层级：
它为何不可能直接指代殷墟
《尚书·舜典》对上古聚落—王权层级作出了极为清晰的界定：
“养民一年聚，二年邑，三年成都。”
这一定义具有制度意义，而非文学修辞，其层级顺序不可颠倒：
- 聚：人群初集
- 邑：稳定聚落与方国节点
- 都：王权中心、祖庙所在、国家中枢
由此可以明确：
“邑”在制度等级上，明确低于“都”。
因此，无论“大邑”还是“天邑”，
都不应被理解为“王都本身的名称”。
三、二里头：
殷人最早、最长、最稳定的“大邑商”实体
若回到殷人自身的发展史，而非夏—商断代框架，二里头遗址呈现出的特征高度一致：
- 时间极早
- ——早于殷墟数百年；
- 规模巨大、结构复杂
- ——长期被称为“早期王都级遗址”；
- 层累极深、延续极久
- ——活动跨度可达近千年。
这些特征，并不符合“短命王都”，而更符合：
一个被长期经营的商国核心大邑。
四、“大邑商”：
对商国整体文明等级的确认
“大邑商”中的“大”，并非单纯空间修饰，而是文明等级与王权规模的确认。
正如后世“大周”“大汉”所表达的，是：
- 国家体量
- 王权合法性
- 文明层级
因此，“大邑商”首先指向的，并非某一座具体城址，而是：
殷人所建立并长期经营的商国整体，及其核心大邑体系。
在考古学上，与这一描述最为吻合的，正是二里头体系。
五、“天邑商”：
二里头商邑在天命语境中的神圣化形态
随着殷人不断强化自身的祖统与天命意识，商国核心大邑被反复置入：
- 接受天命
- 敬告祖先
- 举行最高等级祭祀（禘）
的语境之中。
在这一语境下，“商邑”不再只是政治实体，而被称为：
天邑商
需要强调的是：
- 天邑商不是新建地点
- 而是：
- 二里头这一商国大邑，在“通天、见祖、受命”语境中的存在状态
这正是甲骨文中“告于天邑商”“在天邑商禘”等用语的真实含义。
六、从“商国大邑”到“殷朝首都”：
殷墟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当商汤完成对夏的取代后，殷人面临的并非简单继承，而是：
- 天命的重新确认
- 祖统的重新建构
- 王权形态的质变升级
在这一背景下，新王朝不可能继续使用“旧商国大邑”作为首都，而必然：
建立一个象征新王朝完成形态的新首都。
安阳殷墟，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出现。
七、殷墟的性质：
殷朝首都，而非“大邑商”
殷墟所呈现的考古特征，与“王朝完成形态的首都”高度一致：
- 长期定都，不再迁徙
- 祖庙与王陵体系高度集中
- 最高等级禘祭制度成熟
- 甲骨卜辞在此卜问、封存，形成王朝档案中心
这些特征，明显不同于商国阶段的大邑体系，而属于：
殷朝作为成熟王朝的首都形态。
八、为何殷墟与二里头高度呼应，却又明显升级
长期以来，一个困扰考古学的问题是：
- 二里头与殷墟在器物、布局、制度上高度相似
- 却在王权神圣性与礼制完整度上显著升级
在“二里头＝大邑商 / 天邑商，殷墟＝殷朝首都”的框架下，这一现象获得合理解释：
二里头对应殷人商国阶段的“大邑—天邑”实践；
殷墟对应殷人完成天命确认后的王朝首都形态。
结论
“大邑商”“天邑商”不是殷墟的城名，更不是殷朝首都的直接称谓。
它们首先、主要指向的是：
殷人在商国—世商阶段，于二里头体系中长期经营的王权核心大邑。
而安阳殷墟，则应被重新定位为：
商汤革夏命之后，殷人建立的殷朝首都。
二里头与殷墟，并非同义重复，而是殷人王权从“商国”走向“王朝”的两个关键历史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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