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在上海的法租界，一名两岁多的小孩对着一名印度巡捕说了句让人背后发凉的话：“你这枪啊，没我爸爸的好。”说完还指了指家门口的方向。
那会儿正是情报最敏感的时候，陈赓——这个孩子的父亲，身份特殊，枪也不假，只不过藏得够深。
巡捕立马警觉，跟着孩子找上门。
家里只有孩子的母亲王根英，她一愣，心跳得厉害。
但下一秒，她镇定下来，说那是“永安公司买的玩具枪”，翻箱倒柜找出个模型枪交了差。
巡捕一看没啥问题，扔下一句臭骂走了。
当时没人知道，这一来一回有多凶险。
那年，陈赓刚从敌人的牢里逃出来不久，身份比什么都敏感。
要真让巡捕翻出点儿东西，不光家没了，命也悬。
这事儿，陈知非长大以后才知道。
他说：“那时候不懂事，差点害了爸爸。”说这话时，他已经快七十岁了。
王根英和陈赓这一对，认得早，走得也快。1923年，王根英在怡和纱厂上夜校，接受进步思想，加入了工人运动。
当时的陈赓，黄埔出身，军校里是出了名的“机灵鬼”，但说起追人来，还挺跌份儿。
三封情书写出去，三封都被王根英贴在了工人大会的墙上。
后来还是周恩来出面调和，这段感情才算有了着落。1927年结婚，两年后，儿子陈知非出生。
不过好景不长。1933年，陈赓再次被捕，王根英精神紧张，开始出现幻觉。
她在水井里看见陈赓的“人头”，那种压抑，不是一般人能熬得住的。
后来她也被捕了。
关了四年，直到1937年，才作为周恩来点名的三名政治犯之一被换回来。
再见陈赓时，是在延安。
两人抱了抱，没说几句话，就又分开了。
陈赓被调去前线指挥，王根英留在后方继续工作。
那时谁都没想到，这一别，就是永别。
1939年，河北南部，日军大扫荡。
王根英所在的小分队好不容易突围，她却又折了回来。
原因很简单——有份重要文件落在原驻地。
她是负责人，不能丢。
结果刚回去，敌人就包了过来。
她没能逃出来。
据后来战友回忆，她是被刺刀围死的。
没来得及开枪。
也没留下什么遗物。
她33岁。
那一年，陈知非4岁。
他记不得母亲的样子，只记得那天家里突然没了人。
父亲也不在。
他被送到亲戚家，跟着小姨王璇梅生活。
之后的13年，他像个被时间遗忘的孩子。
直到1946年，抗战结束，他才和父亲重逢。
地点在山西郭道。
那天快傍晚了，父亲早早站在村口等他。
陈知非那时候17岁，站姿学日本武士，想显得镇定点。
他怕父亲不认自己。
也怕自己配不上那个“将军父亲”。
可陈赓一眼认出了他，笑着说：“有点神气。”又拍了拍他的肩，叹了句：“看你长得多像根英啊。”
那一刻，气氛才真正松下来。
晚上，他们睡在一个炕上。
陈赓用手从头摸到脚，像多年没见的父亲确认儿子还活着。
然后问了一句：“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为我哭吗？”
陈知非没多想，说：“会。”
陈赓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那天之后，陈知非开始了解母亲的故事。
他从来没听父亲说过，但那次陈赓开了口。
讲她怎么参加工人运动，怎么藏枪，怎么带着孩子周旋在租界里。
讲得不多，但每一句都是真。
后来王璇梅也补上了细节。
她说当年姐姐不愿意答应陈赓，是觉得他太滑头，说话太溜，不像个能过日子的人。
可后来她发现，陈赓不是不靠谱，是太聪明。
当时人人都想活命，他却敢赌命。
再后来，陈知非才知道，父亲在母亲牺牲后，曾发誓三年不再婚。
即使后来遇到了傅涯，也等了三年才正式成婚。
傅涯是个极细心的人。
第一次见陈知非，就炖鸡、捉跳蚤、改衣服。
陈知非起初不敢叫她“妈”，陈赓说：“咱是一家人。”
陈知非这才放下心，叫了她一声“妈妈”。
傅涯没哭，也没笑，只是点了点头。
那年，父亲是129师师长，正在主持部队重建。
部队里的事千头万绪，前线不时有小股日军残部反扑，国共之间的摩擦也越来越多。
但陈赓每天晚上会抽出半小时，陪儿子说话。
聊母亲，聊战场，聊将来。
这些事儿，陈知非后来都画进了画里。
他没学过正规美术，但笔下的人物有劲儿。
尤其那幅《郭道重逢》，画面中他和父亲站在街中央，两边是站得笔直的战士。
小姨和傅涯站在背景里，神情温和。
他说：“那天，大家都为我们高兴。”
再之后，陈赓去了大西南，傅涯也调去重庆，陈知非回到北京读书。
那次重逢，成了他们父子之间最完整也是最短暂的团聚。
几十年后，陈知非再看那幅画，已经老了。
他说：“这辈子，我妈给了我命，我爸给了我信。”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那样叫“红头阿三”的枪了。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陈赓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王璇梅，《回忆我的姐姐王根英》，载于《中共党史人物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85年
傅涯口述，张国星整理，《陈赓将军的家书与家事》，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
《陈赓年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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