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印及其家族在恒大集团债务危机爆发前后,进行了一系列复杂且隐蔽的资产转移操作,试图将巨额财富转移至境外。这些操作虽精心设计,但最终在法律面前逐渐被揭示和追索。
资产转移的主要手法
许家印及其家族转移资产的手法多样,时间跨度长,主要集中在恒大债务危机显现和爆发的关键时期。
• 财务造假与分红套现:恒大自2017年起开始系统性财务造假,例如2019年和2020年合计虚增收入高达5640亿元。利用这些虚假利润,恒大在2017至2020年间持续进行高额分红,许家印夫妇作为控股股东,通过离岸公司套现并转移至境外,总额约500亿港元。这部分资金成为后续构建海外资产池的基础。
• 设立离岸信托架构:在2019年至2021年(即恒大危机公开化前夕),许家印在美国特拉华州设立了规模达23亿美元的单一家庭信托。该信托采用“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美国信托”的多层嵌套结构,表面上为其两个儿子设立。然而,香港高等法院在2025年9月的判决中查明,许家印作为委托人保留了投资决策权、受益人变更权和资产处置权等核心控制权,使得受托人形同虚设,信托的独立性名存实亡。法院因此认定该信托为“虚假信托”,构成对债权人的“欺诈性财产转移”,并最终将其“击穿”。
• “技术性离婚”分割资产:2022年9月,在恒大债务违约约九个月后,许家印与妻子丁玉梅办理离婚,并进行了约427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分割。然而,法院根据双方离婚后仍有频繁资金往来、缺乏真实情感破裂证据等情况,认定此举为“恶意避债”,判决离婚财产分割无效。丁玉梅在离婚后迅速在海外购置资产,例如在2022年9月斥资约4980万英镑通过离岸公司购入伦敦“泰晤士城”33套豪华公寓。
• 全球资产配置与隐匿:许家印家族通过复杂的离岸公司网络(如“鑫鑫BVI”等)持有全球多地资产。已曝光的部分资产包括丁玉梅名下的伦敦豪宅、加拿大温哥华的房产、瑞士、新加坡等地银行账户、私人飞机、游艇等。此外,他们还尝试利用加密货币(如USDT稳定币)、亲属代持(包括为未成年子女设立离岸信托)乃至艺术品收藏等更隐蔽的手段继续隐匿资产。
法律追索与案件进展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资产转移,相关清算机构和法院启动了强有力的追索程序。
• 香港法院的里程碑判决:2025年9月16日,香港高等法院作出历史性判决,授权清盘人全面接管许家印名下价值约77亿美元的全球资产,其中包括被“击穿”的23亿美元离岸信托。判决所依据的核心法理包括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穿透法律形式审查实际控制权)和 “欺诈性资产转移原则” (认定在债务危机前夕转移资产意在损害债权人利益)。法院强调,在涉及“重大国际欺诈”的案件中,只要被告对资产拥有实质性控制权,无论其置于多么复杂的离岸架构下,法院均可行使管辖权进行穿透。
• 全球追索行动与挑战:由香港法院任命的清盘人团队(以安迈咨询为主导)已在全球12个国家和地区展开资产追索行动。截至目前,已冻结的海外资产估值约77亿美元。然而,追索工作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恒大总负债超过2.4万亿元,而清盘人截至2025年7月变现金额仅约20亿港元,追回比例极低。另一方面,跨境司法协作存在障碍,例如美国特拉华州法院尚未最终认可香港法院对前述家族信托的“穿透”认定,清盘人需在当地重新提起诉讼。追索过程耗时漫长且成本高昂。
• 家族内斗与个人境遇:资产防线被击破后,许家印家族内部矛盾也公开化。其前妻丁玉梅名下资产被冻结,每月生活费被限制在2万英镑。此外,丁玉梅因认为信托资产分割不公,已在香港法院起诉次子许腾鹤要求返还所谓“应得份额”。次子许腾鹤本人也因涉及恒大财富事件,早在2023年就被内地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启示与警示
许家印资产转移案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它清晰地表明,离岸信托和复杂的法律架构并非法外之地,其资产隔离功能的合法性建立在资金来源合法、设立目的正当、委托人必须彻底放弃控制权等基本前提之上。任何试图在债务危机前后转移资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都可能被法院运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穿透和否定。
此案也暴露出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境资产监管面临离岸金融隐秘性、司法管辖权冲突、新型支付工具等新挑战,推动监管机构考虑建立更有效的“穿透式”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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