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预备会议现场，11国法官为席位排序争执不休。当澳大利亚籍庭长韦伯宣布，将中国法官席位排在美、英、苏之后的第五位时，身着黑色法袍的梅汝璈猛地站起身，一把脱下象征司法权力的法袍放在桌案上，沉声说道：“若不按日本投降受降签字顺序排座，我即刻退出审判，回国向4亿同胞谢罪！”
这番话让喧闹的法庭瞬间死寂，也拉开了中国团队在东京审判中，为民族尊严和历史正义展开的硬核博弈。
这场历时2年7个月的审判，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军事审判，而中国的每一份正义，都来自寸步不让的争取。
东京审判的缘起，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侵略罪行的集体清算。1945年《波茨坦宣言》明确提出，要对日本战争罪犯“处以法律之裁判”，随后11个对日作战同盟国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为依据，追究日本甲级战犯的罪责 。中国作为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派出了以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浚为检察官、倪征燠为顾问的专业团队，而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百余名战犯辩护团的狡辩，还有日本战前大量销毁罪证的现实，以及部分盟国的立场分歧。
座次之争，是中国团队的第一场胜利。梅汝璈的核心诉求，是按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受降签字顺序排列法官席位，这一要求既符合法理，更关乎国家尊严。他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中国被日本侵略长达14年，3500万同胞付出生命，这份苦难与牺牲，决定了中国在审判中应有的地位。”面对西方国家的不以为然，他以退出审判相抗议，最终法庭被迫重新表决，中国法官席位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紧邻庭长韦伯就座 。这一结果，让中国在国际司法舞台上，首次以硬气的姿态，赢得了与牺牲匹配的话语权。
证据博弈，是中国团队面对的最大难题。日本战败前销毁了大量军事、政治档案，而庭审采用英美对质制，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要求极高。为了将南京大屠杀、九一八事变等罪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检察官团队远赴南京、上海等地，走访幸存者、搜集实物证据，最终向法庭提交了包括证人证言、日军士兵日记、红十字会掩埋记录在内的海量证据 。1946年7月，中方证人许传音出庭作证，以亲身经历讲述南京大屠杀中43000余具遇难者尸体的掩埋过程，其逻辑严密的证词，成为认定松井石根罪行的关键证据；而美国牧师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影像，更是成为无可辩驳的铁证，被法庭正式采纳 。整场审判中，同盟国共提交4336件书面证据，其中中国团队搜集的证据，成为认定日本对华侵略罪行的核心依据 。
最惊险的博弈，发生在战犯的量刑投票阶段。1948年11月，法庭就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的量刑展开表决，核心争议是是否判处首犯绞刑。部分法官以“人道主义”为由主张轻判，印度法官帕尔甚至提出全体被告无罪释放的荒谬观点 。梅汝璈忧心如焚，连日与各国法官沟通，他带着南京大屠杀的罪证资料，向各位法官讲述日军砍头、水溺、活埋平民的暴行，反复强调：“若对双手沾满鲜血的首犯轻判，不仅是对千万遇难者的背叛，更是对国际法正义的践踏。”
最终，法庭进行秘密投票，以6:5的微弱多数，裁定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16人无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 。
这一票之差，让日本侵略战争的首恶，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正式结审，12月23日，7名绞刑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伏法 。这场审判开庭818次，传唤证人419名，留下48412页庭审记录，1231页判决书，首次以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了“破坏和平罪”“反人道罪”的法律概念，明确了个人需为侵略战争承担罪责 。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被正式写入国际司法判决，成为不容篡改的历史事实 。
审判结束后，梅汝璈在回国途中曾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这场审判留下的，不仅是一份国际司法判决，更是一面镜子：它告诉我们，正义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靠实力和勇气争取；它也提醒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护和平，不让侵略的悲剧再次上演。
#梅汝璈#
参考文献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编著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国家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整理出版
3. 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亲历者史料记录
4. 人民网《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权威史学观点解读
5. 抖音百科《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核心史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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