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的冬天，对大清来说，一股从广西深山里冒出来的势力，头裹红巾，一路向北，居然打到了长江边上。
在所有人眼里，他们不过是一群喊着“天下一家”的乌合之众，攻城拔寨靠的是人多和一股蛮劲。
没人相信他们能啃下一座省城，直到武昌城墙轰然倒塌的那一刻。
那三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炸开的不仅是厚重的城墙，更是清廷上下最后的侥幸。
它标志着这支军队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升级，从流寇变成了真正的心腹大患。
可谁也想不到，这场堪称完美的奇袭，这场将洪秀全推向权力巅峰的胜利，也像一面镜子，早早照出了这个新生王朝败亡的宿命。
太平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武昌城里的头面人物是湖北巡抚常大淳和提督双福。
这二位，一个书生气，一个兵痞气，凑在一起，上演了一出堪称灾难的守城教学。
他琢磨着，太平军攻城，总得在城外找个落脚的地方吧？
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放火烧掉城墙外十丈内的所有商铺民房。
他以为这是釜底抽薪，能让太平军无处立足。
结果，冲天大火连烧三天三夜，把武昌城外最繁华的商业区烧成了一片瓦砾。
数万商户居民无家可归，叫苦不迭。
太平军一来，这些人转头就投奔了过去，不仅给太平军送去了兵源，还把城里的虚实说了个底朝天。
常大淳这把火，烧掉的是自己的城防，暖的却是敌人的心。
另一位大佬，提督双福，则是个典型的莽夫。
他的指挥哲学简单粗暴，把所有兵力都龟缩在城里。
城外驻扎的部队，他下令全部撤回。
就连那位从广西一路追着太平军打的悍将向荣，带着援军赶到武昌城外时，双福都不准他在城外扎营，非要他们从城墙上用绳子吊进城里。
后来向荣在城外跟太平军打了起来，一度还占了上风，攻下了太平军的十五座营垒，打到了离城墙只有三里的地方。
他冲着城头高喊，让双福派兵出城，里应外合。
双福的回应堪称一绝，“守城兵力紧张，无兵可派。”
硬生生把近在咫尺的援军晾在了外面，向荣怕被包抄，只能无奈退走。
一个瞎放火，一个拒援兵，常大淳和双福这对组合，简直是太平军打进武昌城的最佳助攻。
城外的太平军，早已不是吴下阿蒙。
在攻打桂林和长沙的时候，他们吃够了硬攻城墙的苦头，死伤惨重却连城门都没摸到。
但这一次，他们手里攥着一张清军看不懂的王牌——一支专业的“土营”。
这支特殊的部队，是太平军在攻克郴州时收编的数千名矿工。
这些人长年跟地下的石头打交道，挖地道、定方向、安放火药，都是他们的看家本领。
在长沙城下，他们就小试牛刀，炸塌过城墙，只是经验尚浅，没能一举成功。
到了武昌城下，这支“土营”已经彻底成熟。
他们用上了“鳖翻法”挖掘双道并行，用竹筒埋在地下传声来校准方向，还知道用棉絮包裹火药桶来增强爆炸威力。
一套流程下来，专业得让任何守城将领都头皮发麻。
城里的清军也不是完全没察觉。
他们学着古书上的法子，把大瓮埋在地下，找来盲人听动静，还真就听到了地下传来的挖掘声。
盐法道林恩熙急了，主动请缨，说愿意带八百乡勇出城去破坏太平军的地道。
可这个请求，被提督双服一口回绝了。
他的理由很奇特，说盲人听到的不是挖地声，是“山民砍柴声”，还严令“出城者斩首”。
于是，一幕奇景上演了，城外，数千矿工热火朝天地挖着清王朝的墙脚；城内，最高军事指挥官捂着耳朵，坚信那只是山民在辛勤劳作。
1853年1月12日凌晨，大雾锁城。
太平军检点林凤祥、李开芳率部从缺口一拥而入，武昌城就此易主。
这场只用了17天的围城战，标志着太平军的战术完成了从农民起义到专业攻坚的惊人升级。
太平军能一路势如破竹，靠的不仅是能打，更靠那句让无数底层百姓热血沸腾的口号，“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
在那个被地主和官府压得喘不过气的年代，“平等”二字有着魔一般的吸引力。
尤其对女性来说，太平天国初期的“男女营”制度，让她们摆脱了“三从四德”的束缚，甚至可以拿起武器上阵杀敌。
可这座理想的天国，一踏入武昌的繁华，就变了味道。
洪秀全，这位“上帝次子”，一边在军中推行夫妻不得同住的铁律，一边却在起义还没走出广西时，就给自己纳了三十六个老婆。
一进武昌，他更是下令，将全城十三到十六岁的少女集中到阅马厂“听道理”，自己从中挑走了六十人，充实后宫。
他的好兄弟、东王杨秀清也没闲着，用同样的法子，也为自己的王府挑选了六十名秀女。
当初喊得最响的“姊妹之群”，转眼就成了王爷们后宫里的编号。
一种叫“男女馆”的制度在武昌全面铺开。
所有家庭被强行拆散，民众按性别、年龄编入不同的营馆，过上了军事化的集体生活。
男人剪掉辫子，女人放下针线，十五到五十岁的男性一律编入正牌馆当兵。
一夜之间，武昌城里再无商铺作坊，也再无寻常家庭，整座城市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兵营。
可怜武昌百姓，太平军入城时，他们曾焚香夹道欢迎，以为盼来了救星。
没想到，赶走了清廷的豺狼，却迎来了一群更严苛的管理者。
攻下武昌后，太平军高层内部，为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吵成了一锅粥。
翼王石达开捧着《三国演义》，力主西进四川，学诸葛亮占据天府之国，成就霸业。
洪秀全则心心念念着“得中原者得天下”，想带着几十万大军北上河南。
最后拍板的，是东王杨秀清。
他认为，拖家带口在北方平原上和清军主力硬碰硬，无异于当活靶子。
他主张学朱元璋，先拿下南京，稳固东南半壁，再图北伐。
争执不下时，杨秀清使出了他的绝招——“天父下凡”。
他突然倒地，再睁眼时便声色俱厉，以上帝的口吻命令洪秀全，“赶紧打南京！”
一个靠“天父下凡”来决定国家战略的政权，其权力的根基，从一开始就是扭曲的。
1853年2月9日，在武昌仅仅待了二十多天，太平军便弃城东去。
他们带走了城里搜刮的所有金银财宝，裹挟了扩充的数十万军民，浩浩荡荡，顺江而下。
他们走得如此决绝，仿佛武昌只是一块跳板。
可他们不知道，这座被他们轻易放弃的城市，对定都天京后的太平天国来说，是何等重要的上游屏障和粮饷来源。
此后的岁月里，当天京被围得水泄不通时，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策划西征，试图再夺武昌以解围，却再也未能长久地站稳脚跟。
武昌的得而复失，就像一个不断重演的悲剧。
它见证了太平军最辉煌的战术升级，也暴露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无法弥补的战略短视和内部腐化。
他们靠着口号和纪律打下了这座城，却又在这里亲手埋下了背叛口号的种子。
这个王朝的命运，或许就在他们意气风发地离开武昌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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