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1月19日的喀布尔，并无战事前线的硝烟，却在一间看似寻常的餐馆里被爆炸撕裂。火焰、碎片、惊恐与死亡，重新将这座城市拉回熟悉而沉重的轨道。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在内的7人遇难，一名儿童受伤。几天后，联合国安理会以罕见的速度发表新闻声明，措辞严厉而克制，强调“任何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都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这种几乎程式化的语言，在反复出现的恐怖事件面前，早已失去了新闻性，却并未失去其现实重量。因为每一次爆炸，都在提醒世界：阿富汗并未走出战争，只是进入了另一种更复杂、更碎片化的暴力阶段。
这起袭击由“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宣称制造。与其说这是一次单点事件，不如说它是近几年阿富汗安全结构持续失稳的一个切面。自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外界曾短暂期待这个长期饱受战争撕裂的国家能够迎来某种形式的秩序重建。然而现实却更为冷酷：国家层面的权力集中，并未自动转化为安全能力的全面覆盖；意识形态上的强硬统一，也无法消解地下极端组织的生存土壤。恐怖主义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消失，而是以新的方式潜伏、变形、扩散。
呼罗珊分支的存在，正是这种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它并非传统意义上与塔利班正面交战的力量，而是一种在权力缝隙中滋生的极端网络。它拒绝任何形式的地方妥协，对外来人员、外交目标、公共空间实施高烈度袭击，目的并非占领领土，而是制造持续的不安全感。这种恐怖主义的逻辑，早已超越了阿富汗内部政治博弈的范畴，转而嵌入更广泛的跨国极端主义网络之中。
正因如此，安理会声明中反复强调“追究肇事者、组织者、资助者和支持者的责任”，并非外交辞令，而是对现实困境的直接回应。恐怖袭击从来不是孤立行为，它依赖资金、人员、意识形态传播渠道，也依赖治理真空与社会裂隙。阿富汗的长期动荡，使其成为区域安全链条中最脆弱的一环。一旦这一环无法稳定，冲击便会沿着人员流动、贸易通道、宗教与族群网络向外扩散，影响的不只是一国安全，而是整个中亚、南亚乃至更广泛地区的稳定。
中国公民在此次事件中的遇难，使这一问题更具现实紧迫性。近年来，随着地区互联互通项目推进，中国与阿富汗及周边国家的人员往来逐渐恢复，商业、工程、援助活动逐步展开。这种接触本身并不带有任何军事或政治对抗色彩，却在恐怖组织的视野中，被刻意塑造成“可攻击目标”。这并非针对某一国家的特殊敌意，而是极端主义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典型表现：通过袭击国际人员，制造更大的象征性震动，从而放大自身存在感。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喀布尔的爆炸也暴露了当前国际反恐体系的局限。多年来，国际社会在军事打击、情报合作、金融监管等层面投入巨大资源，但当国家重建与社会治理无法同步推进时，反恐往往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循环。阿富汗的问题尤为典型：长期战争破坏了制度连续性，经济凋敝削弱了公共服务能力，年轻人口在失业与绝望中成为极端思想的潜在受众。在这样的土壤上，单纯依靠安全手段，很难根除恐怖主义。
这也是安理会声明中特别强调遵守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与国际难民法的深层原因。恐怖主义固然需要坚决打击，但如果反恐本身演变为新的暴力源头，或者进一步挤压普通民众的生存空间，只会加剧恶性循环。如何在安全与权利之间保持艰难平衡，始终是国际反恐议程中最具挑战性的命题之一。
对于阿富汗而言，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塔利班政权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外部承认与制裁问题，更是内部治理能力的现实检验。能否有效保护公共空间，能否切断极端组织的活动网络，能否为普通民众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与生计，这些都将直接决定阿富汗是否继续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任何忽视这一现实的政治叙事，都无法改变爆炸一次次发生的事实。
而对国际社会来说，喀布尔的餐馆并非遥远的他乡。恐怖主义的最大危险，从来不在于它制造了多少死亡，而在于它不断侵蚀人们对秩序与未来的信心。当爆炸变得“可预期”，当声明变得“例行公事”，真正的失败并非安全漏洞本身，而是对复杂问题的麻木与简化。
或许，喀布尔的废墟再次提醒世界：反恐并不是一场可以宣布胜利的战争，而是一项需要耐心、协作与长期投入的全球治理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也无法独自应对。如何在尊重主权、保障安全与维护人类基本尊严之间寻找更稳固的路径，仍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未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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