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话是这样讲的:十年陆军,百年海军。

这话听起来,好像制约海军发展的是时间。

但实际上,海军发展的关键要素并不是时间,而是钱!钱!钱!

没钱就造不出船,没船练不出兵,那谈什么海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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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钱,连远洋操练的机会都没有,实弹都打不起,更不要谈什么素质了?

大清的海军建设,从一开始,问题就明晃晃地摆在桌面上:钱从哪来?

户部的“空头支票”

1875年,光绪皇帝登基没多久,清廷终于下定决心,要搞海防。

方案制定得很是宏伟:南北洋并举,一起建设现代海军。

随即,计划出台。

清廷决定从户部,每年拨付四百多万两白银,作为建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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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足以看出清廷“巩固海防”的决心。

消息一传出,朝野上下一时间,似乎看到了一丝中兴的希望。

可这希望的火苗,刚一冒头,就被冰冷的现实浇了个透心凉。

因为这四百多万两,从一开始,就只不过是个画在纸上的大饼。

当时,主管此事的恭亲王奕䜅,一开始想得挺好。

这四百多万两,从海关税收里拿“四成洋税”,再从各省收的商业税“厘金”里抽取一些,凑凑也就够了。

可一到执行,全变了味。

那些封疆大吏们,个个都像捂紧了自己钱袋子的土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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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说,我们这要赈灾;闽浙总督说,我们那要剿匪;广东巡抚更是直接,我们没钱,一分没有!

结果就是,名义上说是每年四百多万的拨款。

但头两年实际到位的,连三分之一都不到,平均每年只有区区几十万两。

是地方总督们真没钱吗?并不是。

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央权威扫地,地方势力坐大。

朝廷的政令,除了北京城,就是一纸空文。

各省督抚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谁也不愿意把真金白银白白送给中央,去搞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海防”?

就这样,文件上的一切宏伟构想,在现实中就彻底走了样,变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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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鸿章,这位北洋大臣,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

他给朝廷上书中,字里行间也全是无奈。

北洋三省财力最窘,无别可筹之款……适当兹经费支拙之地,旁皇无措,展布何从?

还是那句话:梦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北洋的海防经费

如果故事只到这里,那李鸿章也就是个整日唉声叹气的庸臣了。

但李中堂之所以是大清第一裱糊匠,就在于他有一套非凡的“搞钱”本领。

正当北洋自己的经费捉襟见肘时,机会来了。

1879年,福建想买新军舰,凑了13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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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不懂行,就把这事全权委托李鸿章代办了。

同时,朝廷也从一笔叫“出使经费”的款子里,拨了40万两给南洋买船,而南洋自己也加了25万两。

这两笔钱,总共65万,也被李鸿章盯上,成了眼中的“肥肉”。

他先是鼓动福建和南洋,都别买小船了,咱们合伙买土耳其现成的两艘铁甲舰!

可计划一波三折,土耳其的旧舰没买成。

李鸿章就顺势而为,用这笔钱作为首付,向德国订造了后来威震远东的“定远”和“镇远”两舰。

可钱还是不够啊,那怎么办?

李鸿章又动用淮北盐商的捐款100万两,又提前支取轮船招商局要还给政府的欠款10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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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经过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后,总值近340万两的两艘亚洲巨舰,竟然没花北洋海防经费一分钱,就全部落入了李鸿章的囊中!

南洋大臣刘坤一得知后,气得七窍生烟,却无可奈何。

最后,只能酸溜溜的说:南北洋共此一船,即金甲、银甲亦属无济,不如专归北洋,免兼顾为难。

说完,他又在一边哀叹:东南巨款,悉数收罗以掷外洋,筹防弥觉束手,为之奈何?

李鸿章这一手“借花献佛”,玩得炉火纯青。

后来,他又如法炮制,用类似手段,打着替福建购舰的旗号,动用各种中央拨款和税收,为北洋买回了“致远”、“靖远”等四艘精锐巡洋舰。

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晚清,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会“抢”资源的强者,才能迅速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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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之所以能短时间内傲视群伦,不是因为它分到的蛋糕多,而是它的掌门人李鸿章,最擅长从别人那里抢肉吃。

采买的过程中腐败了吗

有钱了,就要花出去。

花钱,就绕不开一个敏感话题:腐败。

当时,负责在德国监造“定远舰”的驻德公使李凤苞,就被人狠狠参了一本。

举报者说他在数百万两的购舰款中,吃了巨额回扣。

现闻署出使法国大臣李凤苞,久滋物议,其购买铁甲船二只,价三百万两,以二成折扣侵吞六十万金以肥己囊,又闻包修船屋,糜费巨款数十万,将来船之好坏不可知,而该员已盈箱充橐。

这顶贪污的帽子,扣了李凤苞一辈子,直到甲午战争时还有人拿来说事。

但在近年发现的原始合同里,竟然附有一份反商业贿赂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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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明确写着船厂不得向中国官员行贿,违者按德国法律治罪。

这份条款,出现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合同里,简直是个奇迹。

他至少为李凤苞的个人操守,提供了有力的辩护。

那么,腐败就没有了吗?当然不是

就算李凤苞个人是清白的,但整个清廷的军火采购缺乏透明、统一的规划。

这导致北洋各部队的枪炮弹药型号多达84种,后勤更是保障一塌糊涂,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浪费和腐败的温床。

讽刺的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的手下金登干在帮中国买船时,也收了英国船厂的佣金。

但赫德知道后,坚决命令他将这笔钱上交给了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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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还为此表彰金登干“深明大义,廉介可风”。

你看,有健全的制度监督,洋人可以成为廉吏;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再高尚的初衷也可能被污名化。

晚清的悲剧在于,它整个国家机器已经锈蚀。

已经无法为任何宏大的事业,提供廉洁、高效的保障了。

北洋海防二十年,朝廷名义上投入了约2140万两白银。

但这笔钱,来得磕磕绊绊,用得左支右绌。

它不仅要买船造炮,还要不断地被挪用。

山西河南大旱,要拿去赈灾;西北边疆用兵,要拿去充饷。

甚至京师平抑米价、皇帝陵寝修缮,都要从这本就干瘪的海防经费里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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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这个疲于奔命的裱糊匠,以他个人的权谋与手腕,可以为北洋争取到一时的领先。

但是,他也无法扭转整个帝国经济的崩溃、财政涣散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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