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奸周佛海落网被捕，他的妻子最终落得怎样的下场？|大汉奸|陈布雷

“大人，刀下留人！”这句戏文里的词儿，差点就在南京高等法院的现实里上演了。
1946年11月7日，南京城的空气里都透着一股肃杀的味道。高等法院内外被围得水泄不通，老百姓都伸长了脖子，等着看那个把国家卖了的大汉奸是什么下场。
法槌落下，“死刑”两个字一出来，旁听席上是一片欢腾，大家都觉得这口气终于顺了。
但在那一堆激动的人群里，有个穿着旗袍的中年女人，脸上的肉都在抖，可她没哭出声。她手里死死攥着一个皮包，那里面装的东西，分量重到能让蒋介石在总统府里摔杯子。
这个女人心里清楚，她丈夫这条命，阎王爷收不收还不一定，但蒋介石肯定是不想留活口了。
可她偏不信这个邪，她要跟当时最有权势的人赌一把，赌注就是她丈夫的脑袋。

那个站在被告席上吓得腿软的男人，叫周佛海。在抗战那几年，这名字就是“卖国贼”的代名词，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行政院副院长，风光得不得了。
而那个在台下准备搏命的女人，叫杨淑慧。
要把时针拨回到二十多年前，杨淑慧在上海滩那可是出了名的富家千金。她爹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家里铺着进口地毯，喝着西洋咖啡，出入都有小汽车接送。
1920年那会儿，杨淑慧才19岁，正是满脑子粉红泡泡的年纪。
她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周佛海。那会儿的周佛海是个什么光景呢？穷学生一个，在日本念书，暑假回上海还得蹭吃蹭喝。而且这人还不老实，在老家明明有了老婆孩子，见到杨淑慧这种白富美，立马就把老家的糟糠之妻抛到了九霄云外。

杨家老爷子眼毒，一眼就看出这小子心术不正，还穷得叮当响，坚决不同意。为了断女儿的念想，老爷子直接把杨淑慧锁在了阁楼上，不许她出门。
换个一般的姑娘，哭两嗓子也就认命了。
但杨淑慧是个烈性子，她干了一件让整个上海滩名流圈都掉下巴的事儿。她翻窗户跑了出来，直接冲到她爹面前，拿起剪刀“咔嚓”一下，把那头乌黑的长发给剪了。
她指着地上的头发跟她爹说，这就当是还了养育之恩，以后跟杨家一刀两断。
说完，她拎着个小箱子，跟着周佛海就私奔去了日本。
这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惨。在日本生大儿子的时候，周佛海兜里连送她去医院的钱都没有。杨淑慧疼得在床上打滚，周佛海急得在地上转圈，最后还是好说歹说请了个接生婆来家里，这才保住了母子平安。
那会儿的杨淑慧，看着家徒四壁，怀里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心里估计还觉得自己是为了爱情献身，挺伟大的。
她哪能知道，她拼了命选的这个男人，将来会把她带进一个什么样的万丈深渊。

周佛海这人，脑子确实活泛，但他骨子里有个致命的弱点：贪。
回国后，靠着以前的资历，他很快就在国民党里混出了头，一个月拿200大洋的薪水。这钱在当时足够一家人过得滋润了，但他不满足。看着别人升官发财，住洋房养姨太太，他眼红得不行。
这种欲望一旦开了口子，那就跟决堤的洪水一样，堵都堵不住。
1938年，抗战打得最艰难的时候，好多人都咬牙坚持着。周佛海这种软骨头，一看局势不对，觉得中国肯定打不过日本，这船要沉了，他得赶紧找个新靠山。
他和汪精卫那帮人一拍即合，搞起了所谓的“曲线救国”。说得好听，其实就是给日本人当狗。

1939年，周佛海彻底背叛了重庆，跑到南京去当了伪政府的大官。
这下子，他算是彻底翻身了。权有了，钱更是多得花不完。
他们在南京过的是什么日子？那真是纸醉金迷，烂到了根里。
上海有个地方叫“真素心”红楼，那是周佛海和一帮汉奸们寻欢作乐的窝点。每天晚上，那是灯红酒绿，乌烟瘴气。以前那个连老婆生孩子钱都掏不出的穷书生，现在挥金如土，身边的女人换了一茬又一茬。
杨淑慧这时候也变了。她不再是那个为了爱情剪头发的纯情少女了，她变成了专门帮丈夫“平事儿”的官太太。
周佛海在外面胡搞，她就在家里把持财政大权，还得帮着周佛海在各种势力之间周旋。
她心里明镜似的，这荣华富贵都是拿命换来的，是拿名声换来的。走在大街上，老百姓都在背后戳脊梁骨骂他们是汉奸。但她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周佛海一条道走到黑。
那几年，周佛海在南京那是呼风唤雨，但他心里其实一直发虚。特别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着外面的风声，他总觉得那像是要来索命的冤魂。

时间到了1942年，稍微有点眼力见的人都看出来了，日本人的日子长不了了。
美国人参战了，日本人在太平洋上被打得满地找牙。
周佛海这种投机分子，嗅觉那是比狗鼻子还灵。他开始慌了，这要是日本人倒了，国民政府打回来，他这个大汉奸肯定得吃枪子儿。
于是，这个赌徒又开始下注了。
他在自家的地下室里，偷偷架了一部电台。
这事儿干得那是相当惊险。白天，他穿着西装革履给日本人开会，大谈什么“大东亚共荣”；到了晚上，他就钻进地下室，戴上耳机，偷偷给重庆的军统头子戴笠发报。
他在电报里把自己说得那叫一个委屈，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卧薪尝胆”。他说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为了帮蒋介石看着南京才忍辱负重的。
蒋介石那时候也需要在南京上海有个内应，帮他稳住局势，防止共产党趁虚而入。
两人是一拍即合。
蒋介石甚至亲笔给周佛海回了信，还在信里许诺，只要周佛海能稳住京沪杭的局势，配合国民政府反攻，以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还要给他记大功。
周佛海拿着这些信，手都在抖。这哪是信啊，这是他的免死金牌，是他的护身符。
他觉得自个儿简直就是个天才，黑白两道通吃。不管将来是谁赢，他周佛海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甚至在1945年日本投降的前夕，他还得意洋洋地跟杨淑慧说，这把稳了，咱们不用跑路了。

1945年，抗战胜利了。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涌上街头庆祝，那是真高兴啊。
周佛海也挺高兴，他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上海行动总指挥”。
他带着人马，大摇大摆地帮蒋介石接收上海，镇压异己，觉得自己这波操作简直是神来之笔。
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民愤。
老百姓被日本人欺负了八年，恨透了那些帮着日本人作恶的汉奸。现在胜利了，要是这些汉奸还能接着当官享福，那这仗不是白打了吗？
报纸上天天骂，学生天天游行，喊声震天，都要杀周佛海以谢天下。
蒋介石这人，最爱惜自己的羽毛。一看这火越烧越旺，都要烧到自己身上了，他立马就变了脸。
什么承诺，什么书信，在政治利益面前，那都不算数。
蒋介石先是把周佛海骗到了重庆，说是让他去“述职”，实际上人一落地，直接就给软禁起来了。
周佛海这时候还做梦呢，觉得这就是避避风头，过两年等大家忘了这茬，他还能东山再起。
可是到了1946年，舆论的压力实在是顶不住了。国民党内部也有好多人站出来，要求严惩汉奸。
没办法，蒋介石只好下令把周佛海送回南京受审。
这一审，就是开头那一幕，死刑。
周佛海在法庭上听到判决的时候，整个人都瘫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精心算计了一辈子，最后还是把自己算计进了鬼门关。
这时候，就轮到杨淑慧上场了。
这个女人在生死关头，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她回到家，翻箱倒柜，把当年周佛海藏在夹层里的那些信件，也就是蒋介石给周佛海的那些承诺，全部找了出来。
她把这些信件整理好，拍了照片，复印了好几份。
她没有直接去找蒋介石，因为她知道，现在的蒋介石根本不会见她。
她找到了陈布雷。
陈布雷是蒋介石身边的“文胆”，也是周佛海当年的老同学。杨淑慧提着那个装满证据的皮包，直接堵在了陈布雷的家门口。
她把话挑明了：周佛海要是死了，这些信第二天就会出现在全中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还会寄给外国的领事馆。到时候，全天下都会知道，咱们的蒋委员长，抗战的时候居然跟大汉奸勾勾搭搭，还在暗中指挥伪军。
这招太狠了，直接打在了蒋介石的七寸上。
蒋介石那时候正要把自己包装成民族英雄，要是这黑料爆出来，那他的人设直接就崩了，国民政府的脸也就丢尽了。
陈布雷拿着杨淑慧给的复印件，手都在哆嗦。他赶紧跑去总统府汇报。
据说蒋介石看完那些信，气得把杯子都摔了，但他是个明白人，知道这女人手里捏着的是真的原子弹。
真要鱼死网破，谁都别想好过。

1947年3月，一道特赦令从总统府发了出来。
理由编得那是冠冕堂皇，说什么周佛海虽然罪大恶极，但在抗战后期确实有立功表现，配合政府接收上海有功，所以死刑改判无期徒刑。
周佛海在南京的老虎桥监狱里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嚎啕大哭。他觉得自己这条命算是保住了，只要活着，就有翻盘的希望。
杨淑慧也长出了一口气，她觉得自己的这场豪赌赢了。她用几封信，从阎王爷手里把丈夫抢了回来。

但是，人算终究不如天算。
蒋介石虽然免了他的死刑，但也没想让他舒舒服服地活着。
老虎桥监狱那是什么地方？阴暗、潮湿，里面关的都是重刑犯。
周佛海本来身体就不好，常年的酒色生活早就掏空了他的底子，心脏病、胃病一身的毛病。
在那种恶劣的环境里，再加上心情大起大落，从大官到死囚，这种心理落差谁受得了？
他的身体很快就垮了。
就在他被特赦后不到一年，1948年2月28日。
那个曾经在南京城里不可一世的大汉奸，在冰冷的牢房里痛苦地挣扎了一夜。
据说他死的时候极惨，心脏病发作，疼得满地打滚，惨叫声让隔壁牢房的人都听得毛骨悚然。
没人来救他，狱警也只是冷眼旁观。
天亮的时候，周佛海咽了气，终年52岁。
他死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头，完全看不出当年那个风度翩翩的样子了。
杨淑慧费尽了心机，搭上了全部的身家性命，甚至不惜跟蒋介石撕破脸，结果呢？就换来了丈夫多活了一年，还是在监狱里受罪的一年。
周佛海死后，家里已经被抄得差不多了，连口像样的棺材都买不起。最后还是几个以前的朋友凑了点钱，买了一口薄皮棺材，把他草草地埋在了南京郊外。
甚至连个墓碑都没敢立，就怕被人挖坟鞭尸。
曾经权倾一时的周部长，最后就落得这么个下场。这就是命，有些债，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故事讲到这儿，还没完。
老天爷似乎觉得这个剧本还不够精彩，在周佛海死后两年，又安排了一个更加魔幻的尾声。
1950年，上海已经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
首任上海市长陈毅接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
这可是个大事，是寻找党的“产房”。
但问题是，那都过去快30年了。当年的代表们，牺牲的牺牲，离开的离开。那是1921年的事儿，当时大家都是为了避开巡捕房的搜查，匆匆忙忙开的会。
只记得是在法租界，李汉俊哥哥的家里。可那个年代的上海，这种石库门房子多了去了，上哪儿找去？

工作人员把上海翻了个底朝天，也没确定具体位置。
这时候，有人想到了杨淑慧。
为什么找她？因为当年周佛海是“一大”的代表之一。而且，那是他们刚私奔回国不久，两人正如胶似漆。周佛海去开会，杨淑慧就在那栋楼的楼下放过哨。
她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还活着的知情者。
公安局的人找到了杨淑慧。这时候的她，早就没了当年的锐气，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带着孩子在上海过着低调的日子。
她一听这事，二话没说就答应帮忙。
她带着工作人员，凭着30年前的记忆，在上海的弄堂里转悠。

她记得那附近有个酱园，记得房子的外墙是青红砖相间的。
最后，她停在了一个挂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跟前。
她指着那扇门说：“就是这儿。”
工作人员进去一查，果然，结构跟描述的一模一样。后来又经过多方核实，这地方确确实实就是“一大”会址。
这事儿说起来，真是让人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周佛海是个背叛了党、背叛了国家的汉奸，死有余辜。
可偏偏是他的老婆，帮着把党诞生的地方给找着了。
这件事之后，杨淑慧一直住在上海，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直到1962年因病去世。
她这一辈子，为了一个男人，跟家里断绝关系，享受过泼天的富贵，也受尽了世人的白眼。
她救了那个男人一次，却救不了他的命。
最后留给她的，除了一身的骂名，就只有这段让人唏嘘的历史。

周佛海死的时候，身边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那口薄皮棺材在土里没几年就烂没了。
你说这人图什么呢？算计了一辈子，最后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混上。
倒是那个被他连累了一辈子的女人，最后给历史留下了这么一笔。
这人呐，不管你多能算计，在老天爷的剧本里，也不过就是个跑龙套的。